社会科学领域对法律的转型研究,自产生以来便广受重视,不仅是在法语世界,在全球范围内,也激发了大量的讨论与思考。

　　法国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初期,尤其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社会科学的创始人们,如孔德、涂尔干等人的研究已经暗示了现代人必须面对的即将来临的全球化与后现代化社会的一些特征。雅克·戈迈耶将法律作为一个路径入口,观察并揭示了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与后现代社会的转型。

　　从空间的维度来看,愈演愈烈的领土争端问题以及超国家组织的产生都使得国家作为主体的领土概念受到挑战。与之伴随的,本土化与区域化的问题让人不可回避。这一点不仅是国家间的争端所涉及的国际法的制定与效用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协调,如中央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规定与地方政府的规定之间潜在的冲突等。在空间层面,法律的效用问题,受到法律的制定者和实施者的双重影响。从时间的维度来看,时间的代表性和时间的效用问题,使得传统社会的长时段理论陷入困境。这也是在时间“加速化”和“神圣化”的框架下,历史学家们所言的“共时性”问题。这一点在全球化时代尤为突出。面临飞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法学家们必须应对层出不穷的新的社会问题,并将其迅速纳入司法解决的框架内。这就要求法律的制定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制造出大量的法律条文。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然而法律体系的完备,具有自身的逻辑体系,这一逻辑体系所需要和强化的时效性,一直是保持程序正义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层出不穷的新法案,与快速变化的法律体系,所带来的不仅是积极的社会问题司法化,还会导致司法的滥用和混乱局面,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

　　雅克同时还对伴随社会转型所产生的政治困境进行了研究。雅克定义了“持续合法性模型”,当然,这一模型针对的是整个西方社会现状。在西方社会,传统的司法世界赋予法律一种特权,促使法律条文承担起形而上的绝对社会理性(建构模型的一个面向)。实际上,这一绝对理性的代表特权,忽略了或者说将社会自发产生的规则边缘化。社会的法律,这一概念源自社会本身,由社会制造,被社会激活,沉浸在社会当中。而在传统的法理学领域,在长期的研究中,这一社会自身的法律是不被正式认可的(建构模型的第二个面向)。在这两个面向之间,雅克认为存在着一种长久的紧张关系,以至于这一法律层面的紧张关系在政治层面都产生了相应的政治秩序与之呼应:即由上而下的规则制定形式,和一种已经实践或未完成的由下而上的规则制定形式。这样一种司法和政治的相互呼应带来了多重影响。

　　除此之外,雅克还反思了基于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对社会转型的再解读,认为这一研究倾向于一种“不可知论”的视角(建立在冲突理论的观点上),与同意主义(consensualisme)视角相反。即,对同意原则(建立在一种同意原则之上,这一原则是法学家所推崇的:如果暂时性的社会功能失范或失调现象出现,同意原则应当是纠正这一失范的应对措施)的长期研究的批判。在超国家层面上,这一不可知论可以从反全球化主义和那些致力于维护环境运动者身上得到证明。除此之外,在时间加速化这一维度上,强加的加速时间,尤其是经济活动者所强调的高效率,伴随着我们称为“时间的民主化”的强烈要求和反抗。在超国家层面,这种张力与社会形态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文化形态密切相关(但是在强势文化——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法律被看作是其强加规范体系给其他文化的重要工具,这种强势文化完全不考虑文化的异质性的重要意义,以及不同文化和政治传统间交流的重要性。雅克批评了这样的西方中心主义著作所带来的影响)。

　　《法律有什么用?》一书自2016年3月在法国出版以来,受到欧洲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这本书主要阐述的是近年来法国社会科学领域对法律转型的研究,为反思法律与社会转型关系提供了切入点。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