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顾名思义，就是清廉公正的政治。浙江历史上名垂青史的清官廉吏，有北宋的胡则，明代的刘基、于谦、刘宗周，清代的陆陇其等；而在廉政思想、廉政制度设计上厥有建树的思想家，则有汉代的王充，北宋的林逋，南宋的陈亮、叶适、吕祖谦，明代的王阳明、黄绾、张岱，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清代的龚自珍等。这些廉政榜样是儒家学说的信奉者与践行者，并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自我涵养、勤勉从政、著书立说，从而创造性地提出并构建了体系完整、脉络清晰、内涵丰富的廉政文化理论。

　　一、“清白廉洁”的人生观

　　传统儒家的为官之道，要求做官先做人、做人先修身，既重视“官能”，也重视“官德”。浙江历史上举凡有见地的思想家和有作为的政治家，皆视“清白廉洁”“两袖清风”为一种崇高的政治追求。比如“浙学的开山祖”王充，在其不朽名著《论衡》中就有“案古纂畔之臣，希清白廉洁之人”的提法。这里，王充用“清白廉洁”四字对官德内涵予以表述。而吕祖谦《舍人官箴》文以清廉、谨慎、勤勉三事，对为官之道予以提炼：“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则知所以持身矣。”

　　于谦作为一代英雄人物，廉洁奉公、忧国忘家，以“廉干”著称，被誉为“有铮铮不夺之节”，以敢于担当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两袖清风”。在巡抚晋豫的18年中，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馈赠朝中权贵，辄空囊示人。有人劝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儿土特产去吗？”于是，于谦甩了甩自己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并赋《入京诗》以明志：“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两袖清风”的出处即源于此。于谦还以《咏石灰》为题赋诗，表达自己的廉节志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正如诗中所陈述，名垂千古，受人敬仰，《明史》就称赞他“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对于古代士大夫处理公务政事的标准，儒家推崇“处事正直”的理念。在我国古代社会，秉公办事是优良官德，受到传统儒家的肯定和普通大众的称道。林逋《省心录》有重视“天下公议”的语录：“天下有公议，私不可夺；以私夺公者，人不服。”王阳明《刘氏三子字说》有言：“政者，正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朱舜水《伯养说》有云，“公则生明，廉则生威”。浙学中的这些论述，无疑是对传统治道的经典总结。

　　此外，“公平正直”也是守住廉节的一种良好德性。刘基“刚毅、慷慨而有大节”“义所不直，无少假借”，其“公平正直”的为官之道，体现在与朱元璋“论相”一事上。朱元璋为巩固新兴的明王朝政权，在废除李善长相位后，亟需遴选丞相人选，遂与谋臣刘基商议。朱元璋提出或由杨宪、或由汪广洋、或由胡惟庸出任丞相一职，刘基均予以否定：“（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汪广洋）褊浅，观其人可知……（胡惟庸）小犊，将偾辕而破犁矣。”此时，朱元璋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刘基）。”刘基当场婉拒：“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恶太深，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大恩。”通过这段君臣“论相”对话录，不难发现，在商定丞相人选问题上，刘基秉持了对政事高度负责的态度，为顾全大局而不计个人恩怨，既不规避自己的性格“缺陷”，也敢于直言，直陈诸相位人选的优劣得失。刘基“公直”的处事方式，也博得了朱元璋的敬重与信任，“上亦甚礼公，常称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