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的文学写作中，有一部分作家密切关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困惑，努力尝试适合于自己的观察视角与创作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创作风格。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所指出的，当下的文学写作“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 。题材类型化、内容程式化、生产批量化，这些不良现象导致相当一部分文学作品缺乏鲜明的个性风格。研究者大多把这些现象归因于写作的市场化，归因于文学的消费娱乐功能。他们认为：鲜明的风格来源于作家对个性和创新的坚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为生存为金钱写作，往往会放弃个性与创新。市场与个性风格之间似乎形同水火、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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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来源于个性是关于风格形成的经典观念。风格往往被看作为作家作品的与众不同之处，和作家的主体特性、创作个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罗兰·巴特强调风格的私人性质，把风格看作一种个人的、封闭的过程，但他也说“风格的所指物存在于一种生物学或一种个人经历的水平上” 。其中的个人经历就包括了文化习俗与社会环境对个体风格的影响。综合他的这些看法，文本风格由三个因素形成：作家的先天素质、后天经历、文本中其他文本的特点及它们之间的构成方式。无独有偶，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个人的创作风格要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他还认为不同文体的体式风格不同，作家的天资学识决定他所擅长的文体。所以，时代风格、文体风格与天资学识是刘勰观点中构成作家作品风格的三个因素。在他们的看法中，先天素质或才力占主导地位，文化习俗、社会环境和体式规定只有转化为作家个性与才能，才会对风格的形成起作用。综上所述，风格由文化文学传统、时代风气、个人才力相互作用而形成。

　　文化文学传统和时代精神影响作家写作风格的途径一般有两种。一是生活教育的自然习染。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时代文化对作家而言就像水对鱼、空气与人的关系，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他们的创作风格都要受这两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它们主要通过实际生活和教育学习，作为作家观察、感受、思考的对象进入作品的题材内容，以作家观察、感受、思考、写作方法的方式转变为他们的文学能力。它们虽然外在于作家，但是却内化为作家的素质，成为作家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对作家写作风格的形成是一种建构式的参与，而非异己式的规定。一是社会体制的外在规约。它以社会制度或社会规律的方式对作家的写作风格提出强制性要求。比如：中国古代文学以文人创作为主，历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对文学风格的时代趋向与个人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科举制度之后，文人身份分化为体制内的士大夫与体制外的个体，这种情形导致了同一作家在不同体裁作品中的不同风格。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任务，政治成为影响和判别文学风格的主要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