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关于丁玲的第五本书。我们把迄今为止对于丁玲的全部认识、理解、感情和领悟都写在这里了。”

　　这是最新出版的上下两卷本《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后记”的第一句话，说得既朴实，又凝重。

　　作者“我们”，是李向东、王增如夫妇，他俩多年来始终孜孜于写丁玲、研究丁玲而不倦。他俩有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王增如女士担任过晚年丁玲的秘书。但作为《丁玲传》作者的他们，似乎在稀罕这一先天优势的同时，更在乎怎么从作为学者的历史之眼，去看待丁玲。

　　对于丁玲，比起文坛学界一些人惯常发出的“不简单”或“复杂性”的感叹，我倒更喜欢用“另类”一词来形容她。

　　不是吗？她最早就是以“另类”女作家的面目登上文坛。对于写作初衷，她在晚年写的《我的生平与创作》中说：“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因此，我很自然地追随我的前辈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们一样，不是为了描花绣朵，精心细刻，为了艺术而艺术。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才从事文学事业的。不是的。”

　　她这样说是不是一种“胜利者的宣传”不得而知。但假设她写《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是抱着“她的全部不满是对着这个社会而发的”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而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颓废倾向”，还会有日本学者中岛碧女士在其《丁玲论》中说的那个丁玲吗？——“敢于如此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丁玲是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