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的新书《此心光明万物生》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的于丹接受了《北京晚报》记者的采访。每次于丹出书引起的动静都不小，就像她在北京书市每次演讲总是人潮涌动，她以一个教授的身份，一边享受着明星式大众追捧，一方面又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讽刺和批评，外界对她的褒贬总是呈现两个极端，她曾有过解释、回应甚至还击。但这次，于丹却以一种让人意外的放松和随意与记者交流。除了聊写书心得和人生感悟外，她意外地说起了母女间的趣事，还不住自嘲：“哎，我其实是个很二的人。”

　　四十迷惑，五十不惑

　　《此心光明万物生》是于丹在研究过大哲学家王阳明的著作之后体悟出的随笔集，于丹开始接触王阳明学说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时期：“我是到了30多岁以后才接触一些王阳明的东西。我硕士毕业以后，24岁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那时我们的所长、我的领导是刘梦溪先生，我是他的兵，真是跟着刘先生补了很多东西。”

　　如今年过50的于丹更加放松的状态可能来自“不惑”。“孔子说四十不惑，但我倒觉得不是这样，人到四十岁其实是有大迷惑的。”于丹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每天忙着进修、打拼、加班加点，也没有资格和空闲迷惑，人到40岁时有积累了，有时间了，世界上抉择开始多起来时，就开始内心疑惑了。

　　于丹告诉记者，她对于年代近一点的新儒学这批人，陈寅恪、马一浮等等都是跟着刘先生读的，同时也是在他启发下开始了解阳明心学，她第一次读王阳明是在30岁以后，真正懂得是在40岁以后，用了十年时间才彻底明白：“我们读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想明白了，明白了就不会跟自己、跟别人、跟这个世界较劲了。”

　　“走过10年，我想的很多事情和从前不大一样了。”于丹这十年来也变了不少，她也并不讳言当年“年轻气盛”，“当初我在讲《庄子》心得、《论语》心得的时候，只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大学教授，从书本到书本，说的都是些古代经典的当代理解。”如今再出书，于丹以近乎谦卑的姿态将自己定位成“中国传统文化普及者、传播者”，“我都不敢自称是研究者，因为比我学问好的人有太多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