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上任的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社长皮钧，有着新华社一线媒体人的大视野，以及作为十多年青年工作执行人的操盘经验。在他看来，对标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当今社会缺乏容纳青年人发展的内容框架与表达体系。而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且又能安放青年人梦想的内容框架与表达体系。青年一代作为这个体系的主流人群，不管是其中的普通青年还是精英青年，完全有能力形成文化自信时代的新的文化符号。

　　2016年6月，皮钧出任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党委书记、社长。他认为这是一副重担，但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事业。虽然工作调整并非完全出于自主选择，但从皮钧的履历来看，倒也顺理成章。

　　皮钧坦言，他过去的工作经历是一个社会横截面，当过国家通讯社的记者、编辑，参与创办过都市报，作为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的重要参与者，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志愿服务的组织者，以及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的经历，给了他足够宽阔的视野和与各类优秀青年打交道的机会。同时，他认为自己也经历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当记者的经历让他成为了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共青团的经历又让他成为了一个热情的参与者。他认为，这都是人生的财富。

　　出版工作要回归本源

　　尽管上任不满一年，但对于图书和出版，皮钧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他看来，书只有具备三个属性才能称其为“书”。其一，书是“契约产品”。购买一本书实际上是向未来许诺和这本书产生联系——要花时间去认真阅读。而现在很多人之所以不看书，一是没时间，二是书跟自己产生不了连接感，“读书的人必是自我管理严格的人，而看微信则轻松得多，不需要任何承诺就可以翻篇。”其二，书是“完成形态产品”。一本书多半是一个作者的系统性思考与较为完整的表述，是成品。其三，书是“本源产品”。历史上很多书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书是有本源性的。

　　谈及经典，皮钧会引用他颇为得意的“河床理论”，“看不清水流方向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研究河床。因为，河床的脉络是清晰的。今天我们总跟碎片搏斗，殊不知碎片都是从大山上掉下来的。文化思潮也是如此，若是只见河流，不见河床和大河走向，就无从把握趋势。其实，书籍比其他阅读产品更能反映一个时代的思潮与本质。”

　　对于大量从业者眼中前途暗黯淡的出版业，皮钧却认为并非“日薄西山”，而是切切实实的“朝阳产业”。之所以有这样的论断，他坦言是基于三个判断。其一，从人类发展轨迹看，人类文明是依靠抽象力传承的。文字是抽象力的载体，而书籍又是文字的载体，能够称之为书的都是承载抽象符号的载体。比如《易经》《资治通鉴》，都经过高度抽象，通过后世的解码来保证其传承性，“眼下不断更迭的各种媒介载体，比如视频、音频等，是很好的传播手段，但无法承担‘传承’使命。正因为如此，书作为传承文明、承载抽象符号的载体功能，在当代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其二，从出版的效率来看，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所有的领域，比如石油、钢铁、互联网，都可以找到与国外匹敌的行业巨头，唯独出版差了一大截。其三，皮钧认为，图书承载的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中国文化，其张力也尚未充分彰显，“现在中国社会所有的现代理念都来自西方。不管是文化还是科技，发源地都在欧美，现代文化思潮也都产自欧美。出版所承载的文化张力不够，这也是中国出版无法站在世界前沿的根本原因。”

　　皮钧认为，任何时代都会形成特定的思潮与文化特征，今天也是如此。共青团中央正在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编制青年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了我们的服务对象是4.1亿青少年。从调查来看，目前青年人有两个巨大的变化：一是青年人的精神生活全面超过物质生活，这表现在青年人的时间消费和金钱消费两个方面；二是青年的思想是有基本面的，“尽管青年人在互联网上的意识是碎片化的，但这些碎片都是从山上掉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关注大山，而不是与碎片作斗争。”皮钧透露，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将要发布中国青年阅读指数，就是关注青年读者的基本面，这样就能明确掌握青年的阅读趋势和思想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