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我们提及文艺评论者所面临的时代要求时，似乎更容易地指向有关“什么是文艺批评的真实性”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以来“真与美”孰轻孰重是文艺批评与研究中一个永恒的话题。有关文学的本质是“真”还是“美”的讨论，自古以来便没有停止过，文艺“模仿说”与“再现说”的观点也此消彼长，并在不同程度上作用于文艺评论者的理论视域，进而左右他们对文艺批评的判断。我倒不想就此问题继续发表看法，而是想直接进入主题，谈谈对新时期文艺评论人如何才能讲真话这个问题的基本认识。

　　我以为，当我们提文艺评论“如何讲真话，怎样讲道理”这个问题时，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方面关乎评论人自身对真相的把握是否自觉（与评论人、文本与世界的关联有关），另一方面关乎我们当下的社会是否能有一个允许“真话”讲述的客观环境（与作者、读者、出版与传播等相关公共机构有关）。

　　今天我们置身一个“真相的碎片”的世界，就信息时代以及中国不同地域间多种不平衡的文化语境来看，评论人自身对客观真相把握的全局性需要有一种自觉与反思意识，评论人需要有勇气承认所知的有限，需要做好对文本、世界、作者与读者相关真实情况了解的准备，并也能针对不同的客观“真相”做好更新认知的“学习准备”。

　　当然，这种建议难免具有很强的理想色彩，但当我们讨论文艺批评如何讲真话这个话题时，其本身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有待建立“文化共识”的文艺批评真相的“新常态”阶段。就边疆生活与文学的真实体验而言，举个例子来说，我已经习惯了问一个内陆城市汉人为什么不去北京生活时，听到他/她对我说，能力不够，平台不好或者薪酬不多这样的答案，这种问答经验积累的多了，会给我造成一种“世界果真如此”的幻觉，而突然有一天，当我问一个生活在新疆的哈萨克族牧人同样的问题，他回答我“北京太偏远”了时，我便对我以往认知的所谓“世界真相”有了另一个角度的体认。这种体认当然有助于我更新自己面对世界的认知框架，同时也有助于我在把握边疆地区哈萨克族作家作品时，对其现有生活方式，以及这种生活方式所决定的普通个体认知的理解，这未尝不是中国内部多个地域间，同一个时间序列中的另一种真实。而倘若我用我已经习惯了的内地生活经验与价值标准去解读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活处境与文本反映，这便是用一种真实去悬置另一种真实。需知，一旦评论人探讨一部作品中的人物、情节与主题，自然必须做到放下既有的成见与定见，对文本外部世界的多种真实有所了解，这种了解诚然必须是从文本出发，但其阐释的内容却又早已超出文本既定的范畴。与评论人是否具备把握文本内外世界真相能力相关的是，我们也要呼吁一个能够允许讲述客观真相与主观真相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