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调查，这是我们的传统社会没有的一个舶来品。它的背后是知情权、公共责任、敬畏诚实。而纵观我们的历史，“独立”、“调查”等词汇显得遥不可及。《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独立调查和报道，以其对公共利益的巨大贡献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自由撰稿人西摩·郝什对“美莱大屠杀”的深刻披露，使他击败了专业记者，同样问鼎普利策奖。在非典疫情、温州动车追尾、马航客机失联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之后，媒体和民间喊出了“不独立，无信任”的呼声，“独立调查”这个词逐渐走进大众视野。我们期望着一个像福岛核电站事故调查委员会那样的独立机构出现，告诉公众事件的真相和结论。

　　难道我们没有这个基因？也不是。我们曾有秉笔直书的古代史官们，“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还有史圣司马迁，都是些死不造假的执笔英雄。而今呢？你可以发微博、发微信、发帖子，可以把小老虎绊倒，可以人肉搜索，但是，缺乏专业训练和公共立场，这些都仅仅是短暂的鞭炮，无法产生振聋发聩的回响。

　　过去30年，真正有深度的这类文字主要靠作家完成，这种作家一直被归类为“报告文学作家”。有些人有一种误解，报告文学都是遵命文学、歌颂文学，但报告文学作家里，有的是特立独行的例子。

　　这里面，就有一个赵瑜。

　　1988年，赵瑜推出《强国梦》，他以亲身阅历和大量实例，揭示了中国体育体制的弊端。同年，他又针对汉城奥运军团展开追踪采访，发表《兵败汉城》，进一步揭示体育界存在的问题。1998年，《马家军调查》发表，将他的写作推向高峰，他只身在东北展开了50多天的调查采访，对马家军的兴衰内幕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和反思。正如评论所言，他的三部力作“像三枚重磅炸弹，每次发表时都引发了重大社会反响”。

　　《马家军调查》于1996年夏天完成，投过稿的地方有几十个，直到1998年，《中国作家》最终全文发表，差点儿跟马俊仁聘请的律师组打起官司。经过媒体爆炒，各方征询、质疑、责难扑面而来，这部独立调查的力作经受了沉重的碰撞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