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我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这一观念进行了修正，提出：文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我现在更喜欢这一说法，因为它更广阔，也更能切合儿童文学的精神世界。这里所说的好的人性基础至少含有：道义感、审美意义、悲悯情怀。”

　　我们这一代批评者有连绵不断的苦难而积累起来的人生经验，但是缺乏青年学者的知识结构。我们曾经的观念也许已经残缺和老化，也许无法面对新的创作实践、在解读文本时可能发生老刀卷刃的尴尬，但它们确实在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千秋大业方面，发生过历史作用。今天，我将它们呈现出来，无非是想给诸位一个参照物，远处的山峦也许草木凋零，但可以衬托近处大山的旖旎风景。

　　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

　　上世纪80年代，我是那时的典型愤青。几乎所有重要的儿童文学会议，有眼光、有远见、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不满但又不方便说话的人，都会让我做一个重点发言——所谓发言，就是打枪和开炮。那些观点现在看来已经太过寻常，甚至看上去并不完美，但在那时却是振聋发聩的。

　　我忽然在一次大会上为儿童文学作家十分干脆地作出一个定义：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这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句子，这个句子的背后就是对民族性格的质疑：

　　中国作家肩负着塑造中华民族的崭新性格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如果对这一观点没有什么疑问的话，那么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讲，这方面的责任似乎尤其重大。道理很简单：作为这个民族的老一代和中年一代已都无太大的可塑性，而新生代却可塑性很大。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这一庄严而神圣的使命感。

　　中华民族曾为人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但这并不等于尽善尽美，更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民族在性格方面的明显缺陷视而不见。这是一个同时背负着历史的光荣和历史的负担的民族。在走往明天的道路上，它要比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艰巨得多。

　　儿童文学作家对过去儿童教育中的观点以及儿童文学的一系列主题倾向作了重新审视，他们抨击了过去的顺从观念、老实观念、单纯观念等一系列观念，写了许多尊重孩子个性、承认他们具有独立人格的文学作品。上世纪80年代的儿童文学向人们表明：它喜欢坚韧的、精明的、雄辩的孩子。它不希望我们的民族在世界面前是一个温顺的、老实厚道的形象。它希望让全世界看到，这个民族是开朗的、充满生气的、强悍的、透着灵气和英气的。

　　只有站在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个髙度，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出现蕴涵着深厚的历史内容、富有全新精神和具有深度力度的作品；也只有站在这个高度，它才会更好地表现善良、同情心、质朴、敦厚等民族性格。中国在21世纪必将生存下去，而它已没有任何理由在21世纪还不能摆脱落后的处境。它也应当走向辉煌了。而那时，这个民族的中坚力量，就是今天正在阅读和将要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成千上万的中国男孩和中国女孩。

　　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这个类似于口号的观点，是在中国人不满现实、对未来充满向往、中国第二次解放的语境中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