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作协编著的“新荷计划”第二辑文丛《浙江“新荷十家”作品选》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包括小说、诗歌、科幻小说和儿童文学，继续展示浙江青年作家的实力。浙江作家的文学创作历来不乏灵气，而就第一辑出版时浙江青年作家的创作来说，他们稍缺的是厚度与宽度。而现在，浙江青年作家创作风格与灵气之间的关系则更值得关注，他们的创作风格丰富多样，即便是同一个地区的作家，创作风格也是各异的，温州小说家的创作就非常典型。我认为这正是浙江作家创作灵气的体现。在第二辑的10位“新荷”作家身上，这一特征也体现得相当明显。

　　第二辑所选的5篇小说，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个体的生活与精神依恃问题。作者的共同特点是艺术感受力敏锐，捕捉生活细节的能力强，语言和思想的呈现都比较好，而且视野比较开阔，并不局限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但他们在具体的选材和表现方面却又是很不相同的。该辑里两位诗人创作风格的差异也非常明显，虽然都写日常经验中的感受，但一位多用外视点，一位多用内视点。此外，赵海虹的科幻小说在科幻与现实相结合的方面一直颇具特点。

　　小说：关注个体生活与精神依恃

　　先看徐衎、悟空、西维、赵挺和丙方这5位“新荷”作家的小说。徐衎是义乌人，他的中篇小说《心经》主要揭示县镇小人物尤其是老年人既可怜、又可鄙的生活状态和人性异变，风格冷峻、犀利，揭世态、人性之丑的不留情面和刻毒让人想到张爱玲。小说情节围绕着主人公、老年妇女萃梅展开。一方面，作为一个并不富裕的单身老人，除了“十几、二十多年前的事亮着”，萃梅的生活如“坐在不开灯的老屋里，通体漆黑”；她与女儿合不来，来往不多，手机里只有三个联系人；而随着周边老房子被外来务工者租占，“她也成了自己故乡故土上的陌生人”。这是一个生活、情感都缺乏依恃的值得同情的老人，而且看似“已学会了不争不辩，沉默是金”。

　　但小说要让我们看的是另一面。其实，这个“老女人”的“清心寡欲”只是她对周围环境的顾忌，在内心深处，她羡慕“要在有生之年五毒俱全”的王阿婆。守寡之后，她希望自己患上小叶增生，好从名医陈努明那里领受一点公开合法的爱抚；在女儿的婚宴上，她撅着嘴“噗噗噗”地吮吸奶油，“那是一种充满肉欲的，不由自主的享受”，而且三杯酒下肚，她就忍不住和亲家公调笑。如果说这些只是压抑不住的“欲”的话，那么作者还写出了压抑不住的“恶”。在和保健公司的接线小姐通电话时，她敢破口大骂；又因咒骂时被女儿和外孙女看到，“已然晚节不保，干脆破罐破摔，凶相毕露”，冲着那帮外地人住的房子开骂。小说最后写她回家时发现鸡笼里有只小老鼠，就把它钳到小铁笼里，用冰冷的地下水慢慢淹死。这真是变态、扭曲的人性的全面展示，真实到冰冷。

　　但小说里丑恶的不只是萃梅，之前的王阿婆就是榜样；也不只是城里人，王阿婆死后，她的小保姆就与她的姘夫住到了一起，但当小保姆知道姘夫要把存折留给她时，就把无意中得知的姘夫是个逃犯的信息告诉了萃梅，让萃梅去举报。丑恶的也不止是人性，还有身体。老女人萃梅的身体是酸馊馊的，而少年时的月华去浴室叫父亲，看到的是“那些泡得白里透红宛如死猪的老男人，纷纷向她投以利箭似的目光”。丑恶的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小保姆的告密，亲人之间也是冷漠的。王阿婆死了好几天了，“孝子贤孙们”都不知道；父亲在浴室晕倒后抢救，月华想到从此可以不用去浴室了，“由衷而笑”；她还给萃梅买了个运动手环，为了避免“万一哪一天你死了我们都不知道”。

　　作者对笔下人物各种丑恶的解剖非常犀利，但情感态度又是隐含在具体的描写之中的。比如写萃梅的生活状态：“打开碗柜，清清白白的几口碗几只盘……给人一种白森森的杳无人烟的恐怖感”；比如写王阿婆姘上许舒华后，“胃口大好，胃却受不了”，“觉得和许一起浑身轻飘飘的像要飞起来”。讽刺和犀利似乎都是自然而然的。小说的语言准确、老辣，叙事冷静、克制，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80后”的作家之手。

　　悟空原名陈莉，贵阳人，布依族，1993年起生活在杭州。她的中篇小说《初心》主题也是情感失恃的问题，但风格比较老成平和。小说的主人公绍捌是布依族，由部队转业到一个国有大企业，后来当了副厂长，他能歌善舞和明星一样的长相吸引了南下军代表的女儿唐婉。他办工厂，搞企业，生活方式越来越现代，但他的心并不在这里。随着年龄的增大，他越来越怀念布依族的生活，后来终于与唐婉离婚，跟开农家乐的布衣族女子阿依生活在一起。

　　绍捌的情感失恃首先来自少数民族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差异。实际上，不管在性格上还是文化上，绍捌与唐婉都存在很大差异。“唐婉看绍捌都是陋习，布依族的陋习，逢年过节喝酒，更是陋习。”人到中年，就更过不到一起。而他在城里长大的女儿庭东、庭梅也一样歧视布依族和乡下，不爱回老家。绍捌的心灵无处安放，当他无意中来到阿依的木板小店，不自觉地就被吸引了。但阿依随后盘了大店，太热闹，游客太不像话，就与绍捌心里的布依族不一样了。“绍捌躺在后院的竹椅上，望着对面的青山，想不起自己可以去哪里。”作者由此写出了一种人被连根拔起后的孤独。

　　小说的一大特色是对布依族文化的描写，尤其是对鸭河寨风光、习俗和历史的描写，具有原生的山野趣味。虽然小说并未直接对现代都市文化和布依族文化有所褒贬，甚至还通过绍捌之口表示：“他不同意刻意保留布依文化的意见，寨子没人了，布依语也没了，它就不存在了。”但作者的情感倾向是明显的：“农忙的时候种田唱歌，闲暇的时候跳舞唱歌，没有什么深厚的文化，更没有汗牛充栋的经书”；但“婚礼上的山歌，竟然这么好听，欢快自由”；“布依寨子的女人，跟着母亲耳濡目染，长大了，都是温婉可人的”，等等。

　　这种情感倾向还体现在人物的性格上。这篇小说的人物性格鲜明，但都滋生于他们的文化背景。唐婉、余白都是毒舌，而受唐婉影响的庭东、庭西则更是张牙舞爪。而小说中的布依族人，基本上都是活泼、温婉的，但内心却不乏坚定、果敢，所以在看似温婉的绍春面前，唐婉、庭东都不敢太放肆。绍捌就更勇敢、决绝，表面上他把钱交给唐婉管，但当他得知庭东带人砸了阿依的店后，他马上把工资卡、存折挂失，把全部的钱都给了阿依。这并不是冲动：“绍捌这时候已经想通了，人活一世，喜欢什么，要大胆说出来。”可以说，小说实际上表现了一种文化性格。小说对现实、文化的关注和思考显而易见，作者对布依族文化、生活的熟悉也能从细节中得到体现，但总体来看，作品在剪裁上尚不够简洁，结尾的处理有点仓促、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