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谢文郁 山东大学教授

　　欧阳康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张志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钱 捷 中山大学教授

　　聂敏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谢文郁：学术与思想，是学者格外需要重视的两个元素，在中西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不同学者各有偏重。是提出有创见的思想重要，还是诠释经典文本重要？如何看学术与思想之争？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首先应将其放在所处的时代背景中。我认为，学术与思想在回应时代性命题中虽两头分家，但仍将长期保持良性互动的关系。

　　当人们强调学术与思想的不同时，其实是研究关注点的不同。学术要求文献的整理和考据。但是，这些文献是通过解释才进入学者的视野之中的。解释是思想的一部分。因此，不存在一种没有思想的学术。另一方面，思想阐发、思路追溯也需要借助学术和文本。

　　谢文郁：学术与思想相当于中国思想史上的“学问”二字。“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指的是学术，包括文献整理、考据、运用。“问”指的是思想，强调问题意识、思想线索和观念创新。学与问本来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自从有了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说法以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学与问之间是有张力的。

　　聂敏里：学术与思想之争在中西学术史、思想史上由来已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古典学术史上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前者重视历史的考证和文字的训诂，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忠实性；后者则重视内在义理的发挥，强调微言大义和思想构造。演变到后世，又有所谓的汉宋之争，前者重视建立在丰富文本材料基础之上的思想诠解，后者则重视基于作者自己个人体悟的思想领会。这是中国古典学术史上就学术与思想、考据与义理所发生的研究方法上的分歧。

　　钱捷：多年前我从法国留学归来时，曾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思想退场，学术登场”，呼吁中国学术界由20世纪80年代曾表现出的重主义、重思想转向重学理、重文本分析。观点重要还是诠释文本重要？就我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近30年的体会而言，深感虽然思想的创见与经典的诠释这“两端”都重要，但事实上存在着各执一端的不同见解。就比例上来说，侧重于经典诠释的学者在数量上要远多于那些在重要的哲学问题上真正有创见的学者。一般来说，当代西方学术的“市场行情”是这样的：无论是对于原始问题还是对于文本诠释中的重要问题有真正创见者固然都应受到推崇，然而无大的创见却精熟于文本及其各种诠释的人也会有其生存空间，唯独缺乏文本依据却总想着“出语惊人”的所谓“创造家”难以找到雇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