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曾益新

　　随着人们健康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对医疗行为认知度的逐渐加深，过度医疗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广为关注的问题。所谓“过度医疗”，简单地讲，就是给患者超出其病情需要的诊断和治疗措施，比如普通感冒使用抗生素、洁净手术后使用高级别抗生素、滥用输液、随意做CT或MR等检查、缺乏依据使用昂贵的抗肿瘤新药等。这些行为增加了患者不必要的创伤、痛苦和经济负担，甚至引发新的医源性疾病，不但浪费有限的医疗资源，造成医患关系紧张，而且影响人民群众对整个医疗体系的信任度。

　　造成过度医疗的原因十分复杂，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医疗技术水平的局限。其中既有整个行业的发展进程和技术水平问题，也有医生个人的经验和技术水平问题。比如，按照国际公认的治疗指引，要对一些中晚期肿瘤患者实施化疗，而其中真正受益的只是部分患者，其他人都是“陪打”，但目前的技术水平还无法准确地鉴别哪些是“受益者”，哪些是“陪打者”。又如，针对患有轻微心血管疾病的人能否前往高原地区，临床经验较少的医生可能会建议做一些复杂的心脏功能检查才能决定，而经验丰富的医生则根据病史和一般性检查就可以下结论。

　　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在上世纪推行的医改市场化探索过程中，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投入减少，医院的基本运营要靠自己的经营收入来维持，医生的所得也直接与其所开处方挂钩，这就导致一些职业道德水准不高的医生为了个人创收而滥用检查、滥开药物，甚至滥做手术。新一轮医改强调“公益性”，严禁个人收入与诊疗收费挂钩，但市场化的负面影响短期内很难完全消除。

　　法律法规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国务院于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确规定在医疗事故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这一原则强化了医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20多年前在某医院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并治愈的患者投诉该医院，认为医院当年肯定是误诊，否则自己不可能活这么久。这位患者表示，如果医院拿不出证据，就要到法院起诉。幸好医院及时找到了当时的病理标本，再一次复查确认了当时的诊断，避免了一场闹剧。事实上，即使再有经验的医生，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但如果为了排除这种极小的可能性而让其他所有人都做检查或治疗，显然是非常不可取的。因此，在医疗行业简单套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值得商榷。

　　文化与伦理道德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的恐惧及对孝道的推崇，使得很多中国人难以理性地面对亲人的离去。因而即使是一些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家属常常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要求医生“用最好的药、用最新的治疗手段”，而结果往往是人财两空，不仅使患者承受了更多的痛苦，而且浪费了宝贵的医疗资源。

　　小病大治。这在医疗体系比较完善的西方国家比较少见，在我国则比较常见。为什么普通疾病也要上大医院找专家看？这是因为我国基层医疗机构还比较薄弱，缺乏高素质的全科医生，老百姓对基层医院缺乏信任，有病就往大医院跑，基层医院的初诊和过滤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用大医院的专家解决普通疾病，耗费了紧缺的优质医疗资源，也加大了真正有需求的疑难重病患者看病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