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不仅为加快构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实现国家战略奠定了基础，而且对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2013年以来，我国先后在上海、天津、广东、福建设立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2016年又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的重点区域新设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从而形成了我国自贸试验区由沿海向内地、分布南北、遍及沿江沿边地区的“1+3+7”的战略大格局。

　　实践特点

　　1.基础条件好，战略定位各具特色，承担着重要的区域功能。首批4个自贸试验区都是依托现有的国家级新区、经济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开放型区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备良好的发展条件。由于产业基础和发展优势不同，各个自贸试验区在功能定位和发展战略上各有侧重。如广东自贸区主要面向港澳，推动粤港澳区域的深入合作；而天津自贸区主要面向东北亚，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

　　2.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奠定基础。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开发区，不再是靠税收优惠的竞争以形成的“政策洼地”，而是制度创新的高地，通过提升区域运行效率和营造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来吸引企业，从而为我国扩大开放和建立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奠定基础。比如，广东自贸区的三个片区各有特色，深圳前海重点突出金融创新；珠海横琴重点在通关制度和产业对接；广州南沙新区侧重在财税、金融、土地等方面的系统性创新。

　　3.以投资、贸易、金融的自由化为目标，取得了一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自贸试验区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放松管制降低投资和贸易的成本，吸引更多的企业来区内投资和贸易，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在投资开放方面，已经基本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目前，上海、广东、福建和天津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使用同一张负面清单，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自贸试验区实施的是“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监管制度，推出了国际中转便利化等多项创新举措。在金融创新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在人民币跨境使用、风险防范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形成了以宏观审慎为基础的金融框架制度和监管模式。

　　4.管理模式创新，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制度保障。法治建设和政府监管创新是自贸试验区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在法治方面，上海设立了中国上海自贸区法庭，发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等，并组建了综合监督和执法局。广东自贸区在前海设立了监督局，并积极引入粤港国际仲裁机制，前海法庭推出了“四位一体”的法治创新方案。在管理模式上，上海自贸试验区采用管委会模式，统筹管理和协调自贸试验区有关行政事务；海关、检验检疫、税务、公安等部门在自贸区都设有工作机构。广东自贸试验区前海片区则采取设立法定机构的方式，实行企业化运作。

　　5.基础设施等重要支撑条件较完善。如上海自贸区一期项目主要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平台、亚太分拨中心平台、专业物流平台等五大功能平台为主，项目投资达到27亿元。信息化也是自贸区加快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投资审批集约化和贸易通关、检验检疫等单一窗口模式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