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脉络看，山西早在3000年前的先秦时期就是“玉石之路”的中转基地，又是“丝绸之路”的东源地和晋商开拓的万里国际“茶叶之路”的重要基地。

　　历史上，山西不仅养蚕织丝，而且发达的棉纺织业、潞绸业、颜料业对丝绸之路的繁盛起了重要作用。

　　明末到清，陆上丝路渐趋沉寂，海上丝绸之路时断时兴，代之而兴的是以晋商为主体的“万里茶道”。

　　山西自古就是民族交融和中外交流的重要地区，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变迁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今天仍发挥着中国大陆承东启西的物流枢纽职能。

　　山西表里山河的独特地理形势、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传承、人才辈出的雄壮历史画卷，深刻主导、几度引领、数次撬动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程。其中，在陆上“丝绸之路”、万里茶道的形成发展中，在促进东西方经贸、文化、艺术交流融合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枢纽作用。

　　山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玉石之路”的中转基地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往往有着内在的联系。从发展脉络看，由于山西处于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连接地带，早在3000年前的先秦时期就是“玉石之路”的中转基地，其后历两汉魏晋隋唐到明清，又是“丝绸之路”的东源地和晋商开拓的万里国际“茶叶之路”的重要基地。

　　新石器晚期出土的玉石证实，先秦时期于阗（今新疆和田）制作的玉器就曾转运中原。和田玉的东传路线是：从和田到吐鲁番，北上经新疆北部，到今甘肃、内蒙古，再南至宁夏，向东过山西雁门关、河北南部至安阳。

　　汉唐之际，河东经济文化发达，对外交往频繁。唐代晋阳成为北都，在并、浩、介、石四州建有专供外商生活居住的“贾胡堡”。在灵石发掘的罗马梯拜流斯至安敦皇帝时的十六枚古铜币，在太原唐墓发现的大量古罗马金币，显然是由外商沿丝路携入山西的。

　　西辽帝国创建者耶律大石西征时，统率的汉军，多有并汾人，在那里落户成家。到元朝，山西仍是丝绸之路的重地。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盛赞太原商业繁盛：“都城甚壮丽，与国同名，工商颇盛……其地种植不少最美之葡萄园，酿葡萄酒甚饶。契丹全境只有此地出产葡萄酒，亦种丝养蚕，产丝甚多。”

　　清代山西人“走西口”，也与丝绸之路有关。忻州至今流传“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的民谣。在新疆白玉河畔巨石上，至今留有“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山西忻州王有德在此苦难”。在河西走廊，由于忻、代帮商人众多，还建造了1.2万平方米的山西会馆。从考古发掘和文献不难看出玉石之路——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的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