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共治理的复杂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性，使得决策者对智库的决策咨询需求日益增加，中国智库研究也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应坚持国际比较和本土研究并重，从宏观体制、中观模式和微观行动三个方面开展理论研究，重点关注中国智库、决策咨询制度和中国政策决策体系的内在关联，比较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智库在发展模式上的异同，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定位，通过研究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并提升研究方法和政策分析能力。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决策咨询；政策过程

　　一、引言

　　智库作为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种制度和组织安排，发挥着抢占思想高地、提高决策质量、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功能。智库研究本质上隶属于知识政治学的范畴，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与权力”［１］的论述，也出现在马克思“任何人和知识都无法存活于政治真空”［２］的论断和韦伯关于“学术志业”与“政治志业”［３］思想之中。国外学者对智库的研究始于１９７１年，美国学者Ｐａｕｌ　Ｄｉｃｋｓｏｎ首先将智库界定为：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４］西方智库研究围绕政治学研究路径、政策过程研究路径、知识运用研究路径。［５］智库作为一种知识精英组织，它们凭借专业性和独立性的思想观点和政策提案，倡导公共议程并为决策者提供方案选择。［６］英国著名智库专家Ｄｉａｎｅ　Ｓｔｏｎｅ近年来致力于全球“知识—政策”网络和政策转移及智库的角色研究［７］，拓展了“知识—政策”关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国外学者对中国智库的研究，往往遵循西方智库研究的政治学和政策过程研究路径，按照西方学者对智库的价值标准审视中国智库，使得中国智库因其多为官办背景而倍受质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智库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外交政策、能源与气候变化等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及成效［８］，全球智库评价项目［９］中，中国智库参评数量的增多、评价排名的进步，薛澜、朱旭峰等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智库研究的论文和出版的英文专著［１０］［１１］［１２］，使得国外学界对中国智库发展的认知发生了巨大转变。国内学者对中国智库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薛澜、丁煌、任晓、朱旭峰、王莉丽等学者对美国智库发展的研究，并逐步引向国内智库研究，集中于以下领域：专家决策咨询；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国思想库的内涵、社会职能、影响力；智库的旋转门机制等。近年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民间智库的成立、高校下设智库探索以协同创新中心为载体的新型智库建设等中国智库发展的最新状况引起了学界的重视［１３］，一些学术期刊设置“智库建设研究”专栏，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等机构专门组建了智库研究团队。尽管这些研究奠定了中国智库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初步显现出探索中国情景下智库发展模式的学术自觉，提出“中国思想库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１４］，但也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并未全面解释中国智库在中国情境下存在、发展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中国智库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视，给中国智库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但是，对于“中国智库的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研究刚刚兴起亟待探索。首先，现有研究对西方智库研究的“路径依赖”，忽视中国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差异性对智库发展的影响，导致中国智库时常陷入“身份迷失”的困境而自信不足，由此以西方智库为标杆，提出的一些中国智库发展的对策建议经常面临水土不服的局面。其次，中国智库研究往往局限于围绕智库谈智库，而忽视了中国智库发展伴随中国政策决策体制和决策咨询制度的相关性，导致中国智库研究拘泥于智库自身或某一政策领域，缺乏宏观视野。第三，中国智库研究在强调中国特色智库时，又极易陷入固步自封式的“特例论”，将中国智库的特色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所当然，忽视了中国智库发展特色研究的国际视野，反而容易使中国智库的特色不易为国际所接受和认同，自然也会减损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及对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作用。基于此，本文站在“国家的决策咨询体系主要受制于该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双重影响，而该国的决策咨询体系又决定着该国智库发展模式”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将智库视为决策咨询体系中的行动者，并参与决策咨询以影响政策过程。因此，决策咨询制度构成智库行动的制度环境，智库在决策咨询体系中的结构关系和定位决定了智库的参与模式，智库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自身能力建设影响着智库社会功能的实现。如此就形成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的理论框架：从“宏观—体制”理论维度，研究中国智库和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政策决策体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从“中观—模式”理论维度，比较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智库在发展模式上的异同；从“微观—结构”理论层面，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定位，通过研究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并提升研究方法和政策分析能力。围绕此框架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进行理论构建，并提出一些重要研究议题，希望引起理论界和实践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