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媒介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信息传播日益成为人类交往中的重要活动，而传播学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作为20世纪诞生的新兴学科，传播学进入中国大陆仅有三十余年时间。尽管中国历史先贤对人类传播活动曾提出不少值得后人珍视的观点，当代学人也曾做过“华夏传播论”等传播学本土化努力，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传播学的一些研究仍然囿于西方传播学理论设定的藩篱。无论其问题意识的自觉、理论反思的自省，还是研究的独立性和主体性，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加以探讨。

　　检视三十年来中国的传播学论著，传播学者孜孜以求地援引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传播现象。这其中确有成功之处，但也带来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充斥在研究文本中的各种理论是否真正被作者消化，对中国现象的解读是否触及问题的实质等。毋庸讳言，有一些传播学研究几乎变成了以中国传播现实印证西方传播理论的过程。例如“新闻框架”理论的使用，许多研究缺少深入梳理，且回避“框架”、“构架”、“架构”等概念理解上的争议，却直接将新闻文本纳入框架理论予以分析，得出的结论也大同小异。不能否认，西方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帮助我们分析传播问题，认识传播规律，但不加分析地照搬过来阐释中国现象，则会导致很多西方理论无法解释但又异常重要的、为中国所特有的传播问题被遮蔽。

　　有些学者在研究传播学现象时，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关注超过对实际问题的关注。然而，这些传播理论和方法大部分是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社会的传播问题而建构出来的。它们对中国语境下传播现象的阐释效度是有限的，有的甚至是隔靴搔痒。在这种以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现实的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理论范式压倒问题意识”的现象，其生发的不是对活生生的传播问题的发现与探索，也不是对传播现实的科学关注，而是对某一理论框架的接受、服从以及为其正确性辩护。其实，中国传播学领域存在大量需要研究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一些学者既不怎么关注生机勃勃的中国传播实践，又不愿对错综复杂的中国传播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和深入分析。

　　如何理解“理论范式压倒问题意识”的现象，这里牵涉到对“理论”本身的态度与认识。所谓“理论范式压倒问题意识”，其实质就是教条式地使用理论，将这些西方传播学论断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么，这些西方舶来的传播学理论果真是普遍真理吗？传播理论的创立是研究者对人类传播行为观察、研究建构出来的，它试图把大众传播的各种现象加以科学解释，使其系统化。但传播实践并非亘古不变的，因而传播学理论也是多元呈现、动态发展的。譬如传播效果理论，就经历了从“皮下注射”的强效果论到“二级传播”的有限效果论，再到“议程设置”的强效果论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