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从年初到现在，出现了几类舆情事件我觉得超越了常规舆情研究的认知阈限——或者说至少让资深的舆情研究者也难以解释。首先当属美国的Trump(中国大陆社交媒体统一译为“川普”)总统候选人令人惊异的流行度和竞选杀伤力，与普遍能感知的民间舆情不屑、不安、鄙夷、揶揄不同，该候选人却能够“逆舆而上”，不断刷新自己的政治成绩。

　　第二，有关伊斯兰国(ISIS)的舆论恐慌、担忧、惧怖，以及伴随着它舆论围剿的不断事实“突围”和影响扩大——伊斯兰国用实际行动意义上的超话语实践，事实上成为舆情的操纵者，也就是说舆情被伊斯兰国的宣传机器内卷和内嵌，让舆情成为放大其恐怖效果的发生器，而不是为舆情所控。

　　第三，在缅甸的大选中，民盟在国内的胜利伴随着大量海外的负面舆情——这些舆情有时针对的不是登盛政权所代表的军政府权力淡出，而是针对昂山素季及其所代表的民盟的保留与质疑，但是这些海外舆情并没有对缅甸国内的选举产生太大的影响。相反，缅甸军政府势力的“有组织撤退”和“有序崩溃”，与民盟势力逐渐上台得势之后的种种反常国际舆论，造成了一种新的难以预测的舆论话语情境。

　　第四，马航370事件自发生后，国际舆情——尤其是相对于马来西亚的中国国际舆情一直持一种绝对意义的否定、批判、质疑、仇怨态度，但是在这些批评和抗议声浪中，马来西亚的政治对外策略却一直保持超级稳定，每隔一段时间由媒体释放出一些信息碎片和马航瓦解飞机残片，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国内的马华政党却并没有在这一事件中获得任何好处，相反在马来媒体中集体呈现了一种对华人和中国人的冷漠和怨怼情绪，似乎并没有过错补偿心理。

　　仔细分析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川普”案例是一次舆情研究反常试错个案(abnormalcy)，即一个毫无可能的舆情对象，在一个依靠舆情支持的“游戏”里，可以“逆反舆情”成为胜利者。

　　伊斯兰国是舆情研究的价值判断反常个案(devaluation)，即一个价值意义上的无效甚至有害主体，可以反噬民意，将民意和舆情转换成杀伤性武器的一部分(即笔者总结的B&B恐怖扩散模式，Bomb and Broadcast)。

　　缅甸大选舆情则代表了另一种“舆情免疫”案例(immune)，当一个领导人如果被视为“外国人”或是与“外来势力”密切，通常会造成本土对其动机和目的的警觉，但是缅甸的新当选人却对这种质疑完全“免疫”，许多舆情的展开针对的往往是中国这类外部国家；与此同时，昂山素季虽然较其软禁之前其民间政治光环有所褪色，但却在权力意义上成为“影子总统”。

　　马航事件则代表了一种舆情时间悖论(time paradox)，通常我们认为舆情具有即兴、突发、因果的力量——即笔者所理解的“有舆必报”，这是它迥异于历史和记忆的特征，也就是说舆情的聚集和暴发会影响现实行为，但是在马航事件中，舆情反应几乎进入一个“真空层”，无法对现实政治进行任何改变。

　　以上原因种种，都告诉我们传统的舆情研究，尤其是中国的国际舆情研究存在重大的方法论和认知论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