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二谢帖》（唐摹本）

　　钟繇《荐季直表》拓片局部

　　卫瓘《州民帖》拓片

　　《朱曼妻薛买地宅券》拓片

　　书法书体的变化过程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演变，会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出现一种书体。而在时代和时代的交错中、书体与书体转换中，书体的杂糅现象产生了。魏晋时期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特殊时期，书法也在这一特例的社会背景下随之微妙地变化着，书体开始呈现多样化趋势。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机缘巧合促成了书体多样化成为魏晋时期书法艺术的闪光点？这样的书体杂糅背后又在告诉和启发我们什么呢？笔者试就以上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书体，所谓“各有定体”，即篆、隶、草、行、楷，是书法艺术作品最直观的表现形式。不同的书体有着不同的特点，前一种书体在向后一种书体演变过程中，往往会擦出新的火花。在魏晋时期出现的书法多样化、新旧体共存的现象，我们即称之为杂糅现象。书体杂糅本是文字衍生过程中其相邻或相近书体相互激荡而形成的自然现象，清戴熙的“古今书法，未变，不足见已变，不足观；将变，最可观”之说（《古泉丛话》），道出了其中书法书体的奥妙。

　　宗白华曾对魏晋时期的艺术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描绘：“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这句话或许可以帮我们揭开魏晋时期书法书体杂糅丰富的秘密。

　　一、魏晋时期社会的背景

　　自东汉中后期，大大小小的军事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战争，东汉名存实亡。220 年，逐渐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是中国大统一后的首次分裂。之后的369 年中，先后依据战争实力建立政权，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思想、文化、各种艺术活动空前活跃，士人释放内心情感、解放思想，开始进入到自觉发展的状态。魏晋丰富的文化现象形成了历史上独有的一杆旗帜，同时这种丰富的文化现象也影响了书法艺术。从书法材料上看，就有金属、玉石、砖瓦、竹简、纸等，书写材料之丰富是历史上少有的情况。其次就是书法的使用功能也在各方面体现出来，如铭石书、公文书、文人信札、佛经写本等。

　　未建立起稳定的国家、未强制实行规范，导致魏晋书法没有一个固定成熟的视觉形态。例如东晋时期的《朱曼妻薛买地宅券》，从中明显地感觉出书写的随意、镌刻的草率，用笔活泼且富有童趣，没有力挺的中锋，甚至不太讲究用笔的技巧，而且受隶书的影响，其中还掺杂了隶书的方正和圆滑，不管是从线条的粗细变化还是字形的规范度来看，已毫无秦篆的法度和严谨。奇特的是，由于两晋禁碑极严，故而晋碑绝少，东晋竟出此碑，也能看出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混乱下，此碑必经历了一场极其不寻常的故事，由此可见社会给书法带来的冲击也是巨大的。

　　另外，还有西晋卫瓘的章草《州民帖》也能明显地看出章法不严谨，随意性强，且不注重横向体势，已失去了章草书的波动，属上下流动的体势，也就因此形成了秀丽流便的倾向，可以窥见章草向今草过渡的轨迹。所以时人云：“放手流便过索，而法则不如之”，卫瓘这样的书法大家也受到了当时社会人文思想的影响，可见魏晋士人思想空前自由也是给了书家一个尽情挥洒情感的温床。

　　二、魏晋思想潮流的变化

　　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往往决定了它的思想方向，魏晋时期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衍生出了“魏晋玄学”。它与前一时期汉代的思想有着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学术风格，应当算是魏晋思想上的精华所在，是魏晋士人精神面貌的体现。玄学是儒、道、释三者杂糅的产物，是中国思想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玄学思想渗透在士大夫们的日常生活中，渐渐地也开始引发了他们对书法艺术的思考。陈寅恪先生就曾经提出书法与宗教的关系：“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术。如北魏之崔、卢，东晋之王、郗，是其最著之例。旧史所载奉道世家与善书世家二者之符会，虽或为偶值之事。然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琅琊王氏世代信奉天师道，“之”字就代表了他们的信仰，这也是为什么王氏家族总用“之”字为后代子孙起名。王羲之在家族的熏陶下对老庄思想深信不疑，但同时他也信奉佛理，曾与佛教学者来往密切。这种思想上的杂糅出现在王羲之的身上，或许就是他有些作品会产生多种书体掺杂在一起的原因了。

　　魏晋的文人信札，士人常常有意识地采用多种字体杂糅，给人以视觉上的刺激冲击，形成供人玩味的新体。王羲之的《二谢帖》《丧乱帖》《得示帖》都是在以行草楷混用。例如《二谢帖》，它的书法风格就是时草时行，间有近楷者，体势间杂。用笔的轻重缓疾富有变化，其字势尚方，颇见骨力。帖中的“面”“比”“儿”“良”等字都近楷体，用笔方整有力，劲挺峻拔，规整有法度，且有时笔画和字之间的连带又有着行书的活泼气息。“静”字以行书状态出现，左右两半竞相错落，左半的“青”部笔法沉稳厚重，最后一笔的笔尖弹出使右边的“争”部呈向左侧倾斜，甚是有趣，似道家的法自然，又似佛的凝重。“羲之女”三字更是连绵生动，“之”字几乎融会在了婉转的线条之中，像是无形无名的道，形于无形，事无不理；“女”字是《二谢帖》中占字空间最大、线条最粗的，也是书写最豪放的一字，饱满遒劲，它的细节也是耐人寻味的，最后一笔的横，略弯却依然挺拔，如初春的枝干，富有弹性。从“所送议”三字开始出现草书的形式，是粗细变化明显的章草，用笔强劲有力，灵动活泼，从中都能够窥见王羲之的书法造诣。李嗣真《书后品》评羲之行草时云：“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瑾瑜烂而五色，黼绣摛其七采，故使离朱丧晶，子期失听，可谓草之圣也。”

　　东晋时期隶楷两体融合汇通，互相取法，自然形成合两体特点为一体的隶楷书。钟繇的小楷《荐季直表》，古雅浑朴，圆润遒劲，结字略扁，是取自隶书，用笔古风醇厚，又带有行书的笔法于其中，笔法精简，自然天成，属隶楷的典范代表。

　　三、杂糅代表了一个时代

　　杂糅可以说是魏晋时期的代表词之一。国家的动荡带给了社会太多的“意外”，玄学的产生引发了“魏晋风度”现象的产生。士大夫逐渐形成性格两极化，书法的发展也因士人的思想而演变着，初步形成了杂糅的书体，篆隶、草篆、隶楷等。这些特属于魏晋的产物开始萌芽，它们也许只为魏晋这样具有历史性、社会时代性的时期所产生，也由此引发了后人对杂糅书体的关注。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说道：“广义的草书先于广义的正书，……故篆书时代有草篆，隶书时代有草隶，楷书时代有行草。隶书是草篆变成的，楷书是草隶变成的，草率化与规整化之间，辩证地互为影响。”

　　在魏晋的书法史中，一个个姿态横出、天真无饰、淳朴自然的书体都是魏晋士人的诉说，他们自信潇洒、超然物外、率真任诞，内心却是极度地蔑视政权，这种外在与内心的冲撞使他们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自己的书法之中。魏晋时期不可复刻，魏晋思想也永恒地标志在了书家的纸墨上，让我们现在人为之惊叹，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有着如此辉煌的艺术成就，当然这个时期的社会动荡、人民所受的苦难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在充满各种不可能的时代里，魏晋士大夫们却饱受内心的挣扎，用思想握笔，谱写了一曲世人无法超越的宏伟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