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西交流增多和西学渐进,汉语在现代性表达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难题。新文化运动前后,诸多学人围绕国语、汉字、国语文对汉语的表达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摸索和争论。他们的探究不仅成为汉字改革的重要推力,同时也在文章与词语书写的改造中丰富着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和文化意识。从一个民族的发展史来看,语言文字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但也有其内在的规定性。鲁迅、钱玄同那代人思考汉字与汉语的表现力,是从变化的需要提出来的。因为是探索性的讨论与实践,成就与偏差都有,一些基本的观点成为后来学界不能不面对的话题。母语的变化与发展,是靠历史的积淀方能实践的。回首来看,学人们对汉语表达的探究不仅有其历史必然性,更有其意义和价值。 

　　作者简介: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今人批评《新青年》的激进意识,不能容忍者殊多。其中之一是对于传统的背叛,非儒、叛祖,以虚无的态度面对遗产。而最重者,乃对汉字的不恭,所谓废除汉字的口号,在后来的许多学人看来,是有认知的偏差的。这些其实未必深得要领。细读那些前辈的文章,并非无端的非理性悸动。 

　　一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许多学人已经开始考虑汉语书写的改革问题。1892年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提出切音新字的思路,此后,赵元任、吴稚晖等人就思考过文字改革的路径。拼音化、简化汉字,已经被学人以认真的态度思考过。但那时还是书斋里的行为,影响还十分有限。读赵元任早期的文章,关于汉语、汉字的思考都意味深长,如《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国语罗马字”的方案后来也因他的努力而出笼。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化运动是推动汉字改革的重要推力,因这个运动的存在,才使语言问题提到议事议程中,这个近代文化史中的热点直到今天依然被人不断回味。 

　　白话文运动的本质是语言的表达的问题,它涉及国语、汉字、国语文三个方面。①如果不系统考虑三者的关系,可能难以找到新的表达的途径。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人们对于这样的话题考虑不周,只是后来才渐渐清晰起来。白话文的提倡,乃寻找表达的突围,在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胡适提倡白话文于前,陈独秀、钱玄同等呼应于后,系一代人精神的共振。胡适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要解决“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而文学问题与语言问题是可以在相近的逻辑里解释的。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卷头言》中,胡适把文学改良和汉字简化看成同样重要的事情。重新认识语言与文字,考量其间的得失,恰是那代人自觉的使命。 

　　在整个新文化运动里,钱玄同在文章理念与汉字改革方面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尤深。在钱玄同看来,文章的改良,乃必然之道,他觉得旧文章毛病很多,与今人的思想不符,是大有问题的。中国旧的文章和文字,乃旧时代思想的载体,书写已经走近僵化之途。在《反对用典及其他》一文里,他与陈独秀说:“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②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并非没有道理。中国文章脱离现实生命的体验,流于形式主义,可能与士大夫的价值走向有关,当文字的价值在书写里变大的时候,一些笔墨游戏的过分之举,成为文章里的弊端,其实也是伤害文化的精神惰性。 

　　就思想表达的奇异性而言,章太炎对钱玄同的影响不可小视。无论在文章学还是音韵学上,都有承传之迹。章太炎当年的文章变化,与他的学术理念有关。他以古文为基础的思想表达,隐含着一种寓意,那就是在意象、韵律与节奏方面,与当下精神拉开距离。文章之道原也有内在规律,不应马虎而敷衍之。与章太炎一样,他弟子们都不太看得上梁启超一类人物,因为梁氏缺少精神的亮度,文章还在旧的路上。《新文学与今韵问题》就说: 

　　“任公文章不好的地方,正在旧气未尽涤除,八股调太多,理想欠清新耳;至于新名词,则毫无不合。我以为中国旧书上的名词,决非二十世纪时代所够用;如其从根本上解决,我则谓中国文字止有送进博物馆的价值。”③ 

　　连梁启超都不太及格,那中国的文字与文章,则非有大的变革不能解之。章太炎的办法是向后转,走向复古之路,在晚清已取得学术上的胜利。不过因为时间的跨度过大,难以与现实对话,自身的局限也显示出来。章门弟子们大凡拥护新文化者,后来都以为那是一条险路,与大众的距离甚远,故没有谁再沿着此路而行。而面向民众,从大众的接受角度与思想普及的角度看,语言文字的通俗化,才是应当考虑的一种选择。胡适认为,白话文即口语文的一种,需让百姓喜爱。而文字方面,拼音化之前,简化字的实行,才更为重要。关于文章之道,则一清如水的书写,才是应当提倡的选择。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朱希祖等章门弟子,对此是颇为赞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