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应该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昨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分组审议广告法修订草案。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应写入广告法。（8月31日《新京报》）

　　严以新委员是呼吁者之一。他指出，公约英文版明确规定“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我们的中文文本中把‘全面’翻成了‘广泛’。我看英文的意思，可以解释为‘全面禁止’。我们应该履行这个国际公约。”毫无疑问，呼吁禁烟是一项社会公益活动。严以新等委员们呼吁将“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写入广告法，是出于庄重的社会责任感和全国人大常委身份的庄严使命感，更是真正顺应民意、代表人民的利益。然而，呼吁的根据不必局限于国际公约及其语言翻译问题。

　　公约英文版明确规定的那句，究竟该翻译为“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还是该翻译为“广泛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不应成为决定“全面禁止烟草广告”是否写入广告法的根据。因为召集所有世界顶级的英汉翻译学者，可能也统一不了看法，统一不了怎样翻译的意见。而控制烟草是必须的，所以“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也是必须的。吸烟不但有害于自己，同时更加有害于他人，这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所以才会有控制烟草的国际公约。

　　中国2003年正式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该公约于2006年在中国生效。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能全面履行该公约，换言之，该公约至今没能在中国真正生效。导致我国烟民越来越多，越来越低龄，微观生活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由此引起国民健康问题每况愈下。因此，即使公约英文版明确规定“广泛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我们也无妨制定或修订含有“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条款的本土广告法。

　　文明的生活，应是健康的生活。文明的行为，不应妨碍他人健康。烟草污染的环境，绝对是文明生活的对立面。我们不但要将“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写入广告法，还应当禁止所有的变相广告，禁止报刊影视广播等媒体中的植入广告。立法机构、执法机构应当从对国民健康高度负责的层面，对待控制烟草职责。烟草协会、烟草监管机构、控烟协会，在人员和机构上彻底分开。各地区的烟草种植、价格、销售产生的GDP应当记为负值，并以此消解其他正收益的GDP、反映烟草对国民健康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