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它并不是纯粹的和谐或一成不变的延续,而是在动荡、冲突和融合中不断向前进展，其中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貌。姑且不说春秋贵族的勇敢、自由和荣誉，战国时期的“君子必辩”和思想上的探索，汉代的“实事求是”与科技进步及魏晋名士的旷达与风骨，单是在从唐代到宋朝的文化变迁中就存在重要的差异。20世纪初日本内藤湖南及京都学派借鉴欧洲传统，将唐代作为中世，宋代则作为近世，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柳诒徽1925年在其专著《中国文化史》中说，“自唐迄宋，变迁孔多，其大者如藩镇之祸，诸族之兴，皆于政治文教有种种变化；其细者如女子之缠足，贵族之高座，亦可以见体质风俗之不同。而雕版印刷之术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由于这种差异，后世的人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之间见仁见智，对此我常会在课堂上根据对从先秦到明清不同时代的偏好，以判断各自的气质或禀赋，就如今天的学人在传统中也总是有所取舍一样。

　　宋代的士人不喜欢唐代的霸道和文化上的歧异，但事实上这正是唐代文化的特色和魅力所在。唐王室就有胡人血统，对“夷狄”也不排斥，而且尤其喜爱外来的物品和风尚。唐太宗就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当时的敦煌，更是成为各国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荟萃融合之地，其盛况多保存在壁画和实物中。而到了宋代，在东南海路贸易日益繁荣的同时，则失去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权，那里成为西夏王朝所在。在军事上，宋代也失去了河西及西北马场对优良战马的供应。由于这种状况以及交通的改变，宋代敦煌的石窟比起唐代来也表现出某种创造力的衰退，这就如一个社会学家所说的，即一个城市不再接受移民，就会失去活力，随着优秀艺人的南迁，宋代敦煌的石窟壁画也只能是依赖本地人了。在敦煌的榆林窟的第13窟中，那些宋代的壁画表现得千篇一律，单调重复，在色彩上也偏向绿色，显得沉静内敛，与第12窟中唐代壁画的活力和想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第15窟中，唐代壁画中的飞天俊秀飘逸，但到宋代则退化了。在莫高窟第130窟中，那座大佛左手的造型是唐代的风格，而右手向上的造型则是宋代的修补，明显不太自然。唐代敦煌的雕塑和壁画的成就是正处于由信仰到现实的过渡中，开始趋于写实，但还没有完全沉浸于现实，所以能在世俗的肉体中恰到好处地保存了神性的庄严，但在宋代那种神性的成分以及想象和活力都减退了。

　　对于敦煌宋代石窟艺术的这种状况，李泽厚将之归于佛教的衰退和向世俗化的回归，他在《美的历程》中说：“正如宗教艺术将为世俗艺术完全替代，宗教哲学包括禅宗也将为世俗哲学的宋儒所完全替代……所以，走进完成了这一社会转折的敦煌宋代石窟，便感到那已是失去一切的宗教艺术，尽管洞窟极大，但精神全无。壁画上的菩萨行列尽管多而且大，但毫无生气，简直像影子或剪纸般地粘贴在墙上，图式化概念化极为明显。甚至连似乎是纯粹形式美的图案也如此，北魏图案的活跃跳动，唐代图案之自由舒展全没有了，有的只是概念化的呆板回文，整个洞窟给人以一派清凉、贫乏、无力、呆滞的感受。”

　　单纯从敦煌石窟艺术来看，宋代表现出了某种创造活力的衰退，但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魅力所在，假如我们不是以佛教或佛教艺术为参照，而是从文学以及哲学、科学和经济等领域来看，宋代也可以看成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在宋代，海外贸易增长快速，南方文化的影响大大增加了，它的城市建设也呈现更多商业化的色彩。在政治上宋王朝中央政府的权力逐渐加强，唐代贵族的热情转向了宋代士人的理性，唐代贵族尚武的精神也被对宋代士人文治的向往所代替。宋太祖誓碑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太宗“以文广取士人”，公元980年殿试的题目是“文武孰为先？”1000年科举的赋题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姚铉将宋代开国的成就归于“崇文右学之效。”宋代的士人也以“拨乱反正”为己任，认为唐代是乱多治少。那些曾对彼岸无限向往的宗教热情也大大减退，儒家的道统被重建以代替外来的佛教，对夷狄的排斥也增加了。在教育中,唐代的门阀观念在宋代逐渐淡化，等级差别也日渐缩小。宋代文化的主色调是中等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它们尤其表现在宋词、宋画、宋文及朱子理学中。对此,陈寅恪概括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

　　唐宋之间的文化变迁，确实给后世的文化研究者留下了不少困惑。在以前，人们曾简单地将它们归之于封建社会，并不过多地考虑其间的差异，但随着对“封建”一词的辩证和传统文化的回归，有的人借鉴日本学界的说法，将宋代儒学思想看作中国近世思想……总之，不同的人在唐宋之间往往见仁见智。

　　知识分子虽往往偏好宋代，但有的像熊十力那样具有热情、偏好外王和事功的人又不喜欢宋学偏好心性和内倾的特征；方东美也曾批评宋代对夷狄的褊狭态度。钱钟书在《谈艺录》开头也谈到“诗分唐宋”，认为它们的对立就如太极之有两仪，“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在思想文化的包容多元上，如果你赞赏唐代诗人少有忌讳，“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那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它又是与当时贵族离心的力量并存的。宋代的士人也不像我们今天那样赞赏唐代的多元文化或三教并存，孙复在《儒辱》中，以唐代的三教鼎立为“儒者之辱 ”，号召儒者“鸣鼓而攻之”。石介写《中国论》，严华夷之防,主张“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在当代新儒学中，牟宗三也将唐代佛教看成是背离正统之歧出。宋代士人对佛教的这些看法确实表明了当时的潮流及其与唐代的差异。 (陈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