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行神为古代“五祀”之一。在春秋以降“礼乐崩坏”的社会大背景下,“五祀”的等级差别和职能发生了明显变化,行神成为普通民众奉祀的重要神灵。从出土简牍《日书》文献来看,在择吉之风盛行的战国秦汉时期,祠“行”的时日、地点、用牲的选择已深受五行学说的影响。而随着秦汉时期文化大一统下对各地神灵谱系的系统化整合,行神的形象也由抽象化的神主而逐渐人形化,反映出这一时期神灵形象由抽象化的神本位向具体化的人本位转变的演化特点。

    【关键词】战国秦汉史;《日书》;行神;祭祀;信仰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3-0093-09

    “行”为古代五祀之一。祠行,即对与人们出行归往活动密切相关的行神的祭祀。据典籍记载,在周人宗法等级制下,神灵的设立和祭祀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以至从天子到庶人,所祀对象各有等差。如《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然在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淫祀滥兴,“五祀”的等级差别和职能也发生了变化。“五祀”成为“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遣告”[1]168的小神,其所司也成为关乎民众饮食起居之至切近者。故而曾为士以上阶层所奉祀之“行”,此时亦成为普通民众所祭祀之重要对象。因此《仪礼·聘礼》郑玄注云:“今时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遗礼乎者。”胡培翚认为郑注此说“是皆举汉法为况也”[2]39。然以出土战国秦汉简牍《日书》等资料观之,普通民众祠“行”并非汉时方为之,战国以来既已如此。
    在已出土的战国楚简中,多见有祭祷包括“行”在内的“五祀”记录。如荆门包山二号楚墓中出土有五块形状各异的小木牌,其上各书一字,分别为:“室”、“门”、“户”、“行”、“灶”[3]156。陈伟据《礼记·月令》郑玄注“中霤犹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中,古者复穴,是以名室为中霤”,认为“室”当是在简书之外所见的中霤的另一异名,此木牌即是五祀木主。[4]165这些“五祀”的神牌,乃是墓主携至阴间的“鬼器”。墓主生前在日常生活中祭祷“五祀”,其死后亦须在阴间延续同样的祭祀行为,这是丧葬礼俗中“视死如生”观念的反映。而装有“五祀”神牌的竹笥出土于该墓西室,与死者生前生活用品混杂放置在一起,则充分说明了“五祀”属于小祀而非大祭的特点。[5]《盐铁论·散不足》篇云:“古者,庶人鱼菽之祭,春秋修其祖庙,士一庙,大夫三,以时有事于五祀,盖无出门之祭。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儛像,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贫者鸡豕五芳,卫保散腊,倾盖社场。”[6]351-352《风俗通义·怪神》篇亦云:“会稽俗多淫祀……时太守司空第五伦到官,先禁绝之,……遂移书属县,晓谕百姓:‘民不得有出门之祀,督课部吏,张设罪罚,犯,尉以下坐,祀依讬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论之。’”[7]401-402由此观之,至少五祀中的“行”在战国秦汉时期确已进入下层普通民众的祭祀范围,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所祀奉的神灵之一。
    战国秦汉时期社会普通民众祭祀行神的俗信,过去因传世文献记载的有限而少有深入的讨论。近几十年来,在我国各地出土了大批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资料,尤其是大量术数类实用手册——《日书》文献的出土,其中有关祭祀行神的记载,在弥补传统文献相关记载不足的同时,也为我们复原秦汉时期普通民众的祠行俗信提供了可贵信息。这些资料已有一些学者研究,但侧重点不同。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出土简牍《日书》资料为主,结合其他出土资料及传世文献,对战国秦汉时期普通民众祀行的时日、地点、用牲的选择及其原理,祀行仪式以及行神形象的演化等问题作进一步尝试分析,以祈对我们认识战国秦汉时期社会民生俗信中的祀行信仰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