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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科学:再启两种文化的对话
2018年08月28日 11:04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作者:李恒威/武锐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Cognitive Science:Re-initiating the Dialog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作者简介:李恒威,浙江大学哲学系、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认知科学哲学、意识科学与东方心学比较研究;武锐,浙江大学哲学系、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博士生,专业方向:认知科学哲学。杭州 310028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战线》第20183期

  内容提要:在斯诺的“两种文化”概念提出半个多世纪之后,即使面对人性和人心这一人文与科学都共同关注的领域。两种文化也因其各自所蕴含的旨趣、立场、视角、方法、气质和成果的差异而表现出某种隔阂、误解、相斥甚至敌对。而现在我们也已经看到,在当代心智科学研究中,认知科学已深深涉入传统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形成诸多交叉学科。鉴于这种情形,我们力图在认知科学中探讨斯诺曾提出的“第三种文化”的可能性:它的旨趣、状况和前景。然而,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些交叉学科体现了“第三种文化”的旨趣,还是这些交叉学科仍然处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难以调和的失衡之中,甚至是科学最终将完全接管对人性和人心的研究?在关于人性和人心的研究中,我们最终能看到科学与人文的良性对话、互补和统一,从而建立关于人性和人心更和谐的理智图景吗?

  关键词:两种文化/认知科学/第三种文化/对话/人性/人心/还原主义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4BZX02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3JZD004)。

 

  2013年8月,美国哈佛大学认知心理学家平克(Steven Pinker)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上发表了《科学不是你的敌人:对无人问津的作家、处境不妙的教授和未获终身教职的历史学家的热切恳请》一文。平克在文章的开头写道:“理性和启蒙时代的伟大思想家都是科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对数学、物理学和生理学做出了贡献,而且他们都是一些对人性(human nature)科学满怀热望的理论家。”①他认为,开启和推进近代哲学认识论时期的那些伟大思想家——笛卡尔、霍布斯、洛克、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卢梭、康德、史密斯——不但是典型的继承传统的人文主义者,而且堪称当代认知科学的先驱:“他们是认知神经科学家,因为他们试图用神经系统的物理机制来解释思想和情绪;他们是演化心理学家,因为他们在推想自然状态下的生命和‘已融入我们深处的’动物本能;他们也是社会心理学家,因为他们论及那些令我们团结起来的道德情操、令我们激愤的自私激情和令我们的周密计划受挫的短视癖好。”在平克看来,认知科学开启了一个理解人类条件(human conditions)——人性和人心(human mind)——的非凡时代,“来自心智科学(science of mind)、脑科学、遗传学和演化论的成就正在启迪人类解决古老的理智难题”。对于这样一个非凡时代,所有人似乎都应该为来自科学领域以及奠基于此的技术领域的日新月异的观念和成就欢呼和振奋,但平克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当科学能用于治愈疾病、监控环境,或者打击政敌时,每个人都会赞同科学,但人们却极为憎恶科学对人文领域的侵入”,人文学者尤其排斥科学对人心这个人文核心领域的侵入。②在平克看来,在人文学者当中,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似乎对人心的科学研究都持一种敌视态度,他们斥责这种研究是决定主义的、还原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而最恶劣的是被斥为“无灵魂的科学至上主义”(soul-less scientism)。针对这种状况,平克随后在文中对科学精神和科学功绩进行了辩护。平克认为,科学从未寻求对人文学科的霸权,人文学科的困境也不是来自科学的侵入,相反,“指导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道德和精神价值的,是科学赋予我们的世界观。虽然科学事实本身并不能决定价值,但它们却能约束价值观”,“与科学融合能对人文学科在理解上的创新提供无数的可能性”,“艺术、文化以及社会都是人脑的产物”,因此认知科学对人性和人心的科学研究不但给人文学科注入了新理解和新思想,而且给人文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拓展了新的可能性,人文学者应该拥抱认知科学开创的“福祉”。然而,对于平克的辩护和恳请,人文学者并不买账。单是《新共和》杂志的文学编辑莱昂·魏塞梯尔(Leon Wieseltier)就与平克进行了三个来回的论战,③在网络媒体上,一些人文学者也加入了对平克的批评。④某种意义上,人文学者认为平克所持的是科学居高临下的语气,他们对此感到不适。

  距离斯诺(C.P.Snow)提出“两种文化”的概念已超过半个世纪,然而,由平克的文章激起的辩论表明,斯诺所担心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隔阂甚至彼此的斥责即使是在它们共同关注的人性和人心的研究领域中依然存在,甚至更激烈:“最近,刺激人文学者谴责科学至上主义的主要原因是(科学界)将神经科学、演化论和遗传学应用在人类事务中。”为解决两种文化的对立,1963年再版《两种文化》⑤一书时,斯诺曾期待出现一种能够沟通科学与人文的“第三种文化”:“目前谈论第三种文化的现实存在性,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相信这种文化即将来临。它一旦出现,某些交流上的困难将最终得到缓解:因为对于这种文化而言,仅仅是为了完成自身的任务,它也必须同科学保持关系。于是,就像我说的那样,争论的焦点将转向对我们大家都更有利的方向。”⑥

  50年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坎德尔(Eric Kandel)在《新心智科学与知识的未来》一文中试图表明在理解人性和人心时,认知科学的知识形态应该有助于实现两种文化的对话和协调。这种可能性在于:“当研究的领域天然结盟时,对话极有可能是成功的,正如心智的生物学与艺术知觉的结盟,而当对话的目标是有限的,且有益于对它有所贡献的所有领域时,对话也极有可能成功。美学与心智的生物学的完全统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出现,这一点是不太可能的。但完全可能的是,艺术与知觉和情绪科学的新对话将继续对这两个领域产生启发,并且这种对话的效益会不断累积。”⑦在这里,坎德尔对认知科学中两种文化融通的期待是有限的,它首先是一种在“研究的领域天然结盟”中的有益于彼此的对话。

  现在,我们试图在认知科学中考察对两种文化融通的这种有限期待的现实状况。为此,我们会首先回顾两种文化的分野和分裂。当然,我们回顾的目的在于讨论两种文化的对话和融通在认知科学中的表现,以及在认知科学中可能被促成的第三种文化的现实形态。

  两种文化

  1.两种文化的分野和分裂

  在以数学语言描述和以实验手段介入自然的现代科学出现之前,在前现代人的心中,理智和情感的两面还没有各专其事、各行其道:在关于自然的知识与对自然的情感之间,在关于世界的事实(“实然”)与针对事实的价值判断(“应然”)之间,在作为整体的现象与各部分互动的机制之间,一切似乎还未截然分野。确实,在前现代的时期,不去论古希腊的古典时期,即使是文艺复兴的那些伟大人物,像达·芬奇,可能既是人文学者、作家或艺术家,也称得上是科学家。甚至在启蒙时代,在康德的“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句象征那个时代精神状况的名言中,实然—应然的天平仍然没有完全失衡,尽管康德已经划分了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尽管这个划分已预示了后来两种文化的分野。然而,随着理智知识的物质性技术力量的不断释放——工业革命的到来,原本只是初露端倪的分野开始不断被强化,到19世纪,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人类生活各方面的显性的分野已不可避免。这个分野不是一种必须要去谴责的现象,因为这种不可避免的分野是由人类对分工必然带来效率提升这个一般原则的内在需求推动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化逐渐渗透到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大学教育的文理分科开始成为制度安排,而制度的安排则进一步强化了受教育者对两种文化的相应的归属和认同,归属和认同又进一步使分野最终变成了分裂。最初可能因效率需求推动的分工,后来却演变成两种价值认同的文化阵营——情感谴责理智过于严谨的冷漠,而理智则嘲笑情感过于混沌的浪漫。

  19世纪两种文化的分裂,自然地反映在那个时代人的精神生活中。1899年,李凯尔特(Heinrich John Rickert)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⑧一书中就已经做出了与斯诺的“两种文化”类似的“两种科学”的区分。此外,尤其明显的是人文学者对理智所创造的物质技术的忧虑:“事物坐在马鞍上,驾驭着人类。”⑨19世纪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就担心理智释放出的科学技术的力量反过来会驾驭人类。面对当代尤盛的无所不入的、日益翻新的科学技术,爱默生的忧虑始终必须加以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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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恒威/武锐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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