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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主义与生物保守主义之争 ——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生命政治哲学反思
2020年04月27日 21:21 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 作者:张灿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ranshumanism Versus Bioconservatism: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f Biopolitics on Biomedical Enhancement Technology

 

  作者简介:张灿(1986-)男,河南商丘人,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与技术伦理学。Email:zhangcanheda@163.com

  原发信息:《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6期

  摘 要:生物医学技术具有双重目的:治疗和增强。随着增强功能的彰显,生物医学技术不再仅仅是寻求治疗疾病的健康技术,而成为重塑身体和改造生命的增强技术。更重要的是,生物医学增强技术在分子层面对身体和生命进行深度干预、塑造和设计,由此导致生命政治的转向,且形成了新的分子生命政治,产生了一系列的公众反应,从希望、不确定性到忧虑,引发了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围绕着生命的性质、新优生学的选择、社会自由权利的限度、社会分裂的风险、技术的政治管制等议题进行争论。面对此种争议,应当摒弃简单的支持或反对的伦理立场,国家需要在政策层面规范生物医学增强技术,以确保此技术的负责任发展。

  关键词:生命政治 分子生命政治 超人类主义 生物保守主义

  Abstract: Biomedical technologies have a dual purpose: treatment and enhancemen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latter, biomedical technology is no longer just a health technology seeking to cure diseases, but an enhancement technology for reshaping the body and transforming life. More importantly, biomedical enhancement technologies are able to deeply intervene, shape and design the body and life at the molecular level, thus leading to the turn of biopolitics and forming molecular biopolitics. This has produced a series of public reaction, from hope and uncertainty to concerns and worries. Transhumanism and bioconservatism have been arguing about human nature, the choice of new eugenics, limits of social freedom and rights, the risk of social divide and the political control of technology. In the face of such controversies, the simple ethical standpoint of support or opposition should be abandoned.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reg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biomedical enhancement technology at the policy level in order to ensure its responsi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Biopolitics; Molecular biopolitics; Transhumanism; Bioconservatism

  一、引言

  生命科学技术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和科技部共同编著的《2017年中国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发展报告》认为[1],生命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我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核心,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创新技术集群之一,其颠覆性、突破性和引领性日益凸显,在重塑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也不断增强。一方面,生命科学技术在基因测序、结构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治疗特定疾病带来福音;另一方面,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为增强和塑造人的能力奠定了基础。进而言之,生物医学技术具有双重目的:治疗和增强。随着生物医学技术对身体与生命的深度干预逐渐加深,利用技术增强人本身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导向,即生物医学技术正在“超越治疗”而成为生物医学增强技术。正如在《超越治疗:生物技术与幸福追求》中所示:“生物医学技术目前正在‘超越治疗’,以追求增强或改造生命为目的。主要包括更好的后代(产前诊断、胚胎选择、胚胎基因工程);在运动方面的卓越表现;不老的身体(生命延长技术);快乐的灵魂(记忆改变和情绪增强)。” [2]由此,“当代生物医学技术不仅寻求治疗疾病,而且是控制、管理身体和精神的重要手段与过程,它们不再是健康技术,而是生命技术。”[3]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生物医学技术重塑我们的情绪、情感、欲望和意志力,增强认知、记忆、智力和注意力,甚至可以设计未来的生命形态——在基因组层面进行胚胎生殖设计。概言之,生物医学技术在新的层面对身体与生命进行干预、塑造与设计,是面向未来维度、以突破人类生物限制和生命缺陷为宗旨。由此,生物医学增强技术不可避免地带来生命政治层面的问题,并导致生命政治的转向,形成了新的生命政治分子化,引发了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围绕着生命的性质、新优生学的选择、社会自由权利的限度、社会分裂的风险、技术的政治管制等问题进行争论。

  二、分子生命政治:身体增强与生命建构

  传统生物医学技术干预身体的目的在于治疗疾病。但作为一种“生命技术”而非“健康技术”,当代生物医学增强技术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它不再干预可见层面的摩尔身体,而是在分子层面干预与塑造身体。其目的在于深度增强肉身性身体和精神性身体[4],以建构生命的技术化生存。例如,基因编辑技术能够在精确位置上剪断DNA结构,从而在某一位置添加、消除DNA片段。这赋予了基因编辑技术强大的增强功能:通过基因修饰改善免疫系统缺陷,重塑身体性能,甚至删除特定的基因而设计后代。[5]再如,合成生物学技术能够实现多种基因控制模块的设计,建立标准化的生物元器件库,开发控制生命活动的遗传线路,使基因表达、蛋白质功能、细胞代谢等得到有效调控,成功合成人造染色体控制的细胞等。[6]由此,合成生物学技术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有目的地编辑、改造、合成生命体,乃至“设计生命”。

  按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的观点,随着上述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发展,新型的生命分子本体论(molecular ontology of life)正在形成。当前生命医学技术在分子层面理解和呈现生命,这不仅是技术方式的变化,更是思维方式的转变。身体和生命力在该层次被解剖,技术干预就不再受特定生命秩序的规范性约束。([3],p.6)分子层面的解释框架与技术人工物建构本质上重构了生命科学的凝视、机构、程序、工具、操作空间和资本化形式。[7]由此,“生命元素被赋予新的移动性,即生命可以被分解、固定、冻结、储存、商品化、积累、交易,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器官和物品、不同的环境和企业而为健康和财富服务。”([3],p.7)

  基于此,生物医学增强技术创造了新的行动范式,即促使生命科学技术从将个体由疾病恢复到正常转变为塑造与增强生命本身,从而导致技术、政治、法律和道德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型生命政治空间。传统的生命政治关涉整体人口的改善策略,主要强调人口卫生和人口再生产。但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政府不再把上述行为作为自己独有的责任和义务,转而更加强调个体对自身健康、生命方式的责任承担。“首先,尽管生命政治仍然把满足健康需求视为政治稳定的条件,但健康逐渐被界定为个体的身体投资;其次,收集健康信息不再仅是为了确保人口健康的检测,更是为了促使产业开发和经济发展;再次,生命信息转变为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最后,生命科学技术的争议导致一种政治共识:技术进步本身即使是善的也需要社会伦理规范校准。”[8]

  随着生物增强技术不断增强身体与建构生命,当代分子生命政治展现了新特征,主要包括技术最优化、主体化、生命知识的专业化以及生命力的资本化。[9]

  第一,技术最优化。“当代医学技术想做的不仅仅是疾病一旦出现就治愈它们,还要控制身和心的生命过程,即它们是最优化的技术”([9],p.19),以期获得增强与完美。进而言之,当代生物医学技术的本质是一种面向未来维度的增强技术,通过寻求当下行动从而塑造和优化未来。在实践中,通过增强技术优化和提升人的力量、认知、道德、寿命等能力,从而获得生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情感增强等。具体而言,生理增强是指获得超出正常功能之外的非物种典型能力;认知增强即通过技术干预改进、扩展内部或外部信息处理系统从而增强、提升大脑的核心能力[10];情感增强是指利用神经医学技术干预人的内心世界,摆脱抑郁与困扰,获得愉悦心境[11]。第二,主体化的形成。所谓主体化是指健康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价值观。人们自己积极主动地接受专业医学知识,“患者”成为“消费者”,他们积极选择和使用医学药物、生物科学技术,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强自身的生命力。第三,生命知识的专业化。生物医学技术已经远远超出了诊断与治疗疾病,成为衡量“生命存在方式”的标准。人们必须借助专业的生物医学技术知识来审视自身与生活。第四,生命的资本化。当代生物医学技术以追求无止境的健康与增强为导向,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昂贵的实验设备、多种科学实验等。因此,商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命科学技术的方向、问题设定与解决方案等。

  尽管罗斯等人提出的分子生命政治及其特征具有积极的启发性意义,但更重要的是需认识到,增强已经超越个体的医疗实践选择和自身愿望驱动的行为,更多地受到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例如,国家安全的需要、全球性竞争力的驱动、消费模式的改变等。由此,其不可避免地涉及深层次的生命政治问题。对于这些潜在的社会政治问题,一种观点是大力支持生物增强技术的发展,即增强和追求完美是一种基本的自由选择权;另一种观点是反对生物增强技术的发展,应该停止资助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研究以防范潜在的社会风险。“对一部分人而言,增强技术代表着把人从生物、神经和心理限制中解放出来的希望;而对另一部分人而言,增强技术能够设计、加工和建造人类,从而将人类引向非人道的未来。此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称之为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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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灿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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