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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知识、自然主义与社会科学
2020年08月13日 11:50 来源:《江汉论坛》 作者:赵雷/殷杰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Experiential Knowledge,Naturalism and Social Science

  作者简介:赵雷,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殷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太原 030006

  原发信息:《江汉论坛》第20197期

  内容提要:奎因和库恩对于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重新激发了科学哲学中自然主义进路的研究兴趣,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自然主义转向”,并形成了多种以自然主义为主导观念的理论形态。以认知科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经验科学为模式,自然主义为社会科学及其知识的科学性提供了有效辩护。由此,我们提出一种自然主义社会科学哲学,意在改变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与方式,为理解社会科学的科学理性之本质提供一个统一框架。

  关键词:自然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经验知识/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脑的本质与现代认知观研究”(项目编号:18JJD720004),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新趋势研究”(项目编号:201604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自然主义与规范主义对话中的社会规范研究”(项目编号:19YJC720048),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然化’特征及其哲学意义”(项目编号:201803004)。

 

  如果社会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首要解决的是社会知识的科学地位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社会科学认知取向的规范性与社会科学实践本身的描述性两者所构成的张力。为了消解这一张力,我们就需要立足于当代经验科学的新成果,以经验知识、科学发现等为理论基底,重新引入自然主义观念来审思社会科学及其知识的科学性。通过对社会科学本质与实践的反思,我们发现,作为反自然主义的典型代表,诠释学、批判理论对于自然主义的挑战,扩大了社会科学哲学规范性的说明,而削弱了其描述性的特征,从而导致对社会知识的质疑及其实践理性的消解。从这一点来说,如果我们无法辩护社会科学之科学理性地位,那么就不能为社会科学的逻辑、方法、说明模式给出合理的阐明。

  当然,自然主义能否运用于社会科学历来备受争议。20世纪70年代,托马斯(David Thomas)曾指出:“我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研究是否满足自然科学的方法?社会研究能否遵循、复制自然科学的方法?社会之自然的、科学的研究这一自然主义观念是否正确?”①批判实在论者巴斯卡(Roy Bhaskar)以批判自然主义(Critical Naturalism)观念重新阐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强调“尽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而恰恰由于这些差异性才使得社会科学得以可能,也正是因为研究对象的本质决定了它可能的科学研究方式”②。无论有关自然主义之于社会科学的适用性如何,“当代哲学的研究认识到,把科学发现(scientific findings)纳入考虑是必要且有价值的”③。科学哲学整体发展中的这种共识,最终形成了“自然主义转向”(naturalistic turn),并使得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呈现出新的理论特征与发展趋势。本文之目的,正是在阐释社会科学中的“自然主义转向”及其理论定位与研究进路的基础上,重审自然主义之于理解社会科学理性基础的实践意义,以期为解决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之科学地位问题提供一条可供选择的研究路径。

  一、社会科学中为何发生“自然主义转向”

  自然主义(naturalism)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态度和思想倾向,与科学、文化等领域密切相关,它“主张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相连续,表明至少某些科学方法对于哲学中所谈论的规范产生了影响”④。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产物,近现代科学之研究方法和说明模式的出现,赋予了自然主义更为特殊的涵义。“自然主义是多种观点的统称,主张社会科学应该以某种重要方式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研究”⑤,其关注的核心论题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哲学作为一种元理论事业,其实质是对于社会科学本质与实践的反思,即通过对社会科学特定理论或方法论的考察,来判定其是否适用于解释某种社会现象。

  19世纪以来,科学作为经验知识的一种范式,其在发现支配自然世界运行规律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从而为科学方法延伸至社会、道德、人类精神生活领域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论路径。穆勒(John Mill)在其《逻辑体系》一书中给出了社会科学中自然主义立场的经典形式,“道德[也就是人类]科学发展迟缓的状态只能够通过物理科学适当地延伸及概括来补救”⑥。自然科学的理论解释模型进一步扩展了自然主义的适用范围,自然科学通过构建产生现象的潜在机制理论,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同理,社会科学的目标在于,构建潜在的社会过程或社会机制之理论,从而更为广泛地解释、预测各种社会现象。

  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伴随量子力学、逻辑悖论所引发的物理学危机与数学危机的出现,哲学也面临着因研究对象的缺失而失去自身存在价值的危险。在实证主义、心理主义思潮严重威胁哲学合法性的同时,弗雷格(Gottob Frege)开创了以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为主要特征的分析哲学,他以反对心理主义为哲学确立了新的研究起点,将语言的逻辑形式的探讨视为哲学的真正开端。逻辑经验主义是分析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20世纪20年代,逻辑经验主义者使用形式化方法试图澄清、分析、解决传统哲学之争论,强调哲学本身应完全成为一种科学的哲学,认为“科学哲学的中心任务在于,区分科学理论的分析(或概念)内容与综合(或经验事实)内容,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科学哲学本身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先验的概念事业,其目标在于重构科学的语言”⑦。20世纪30年代,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提出逻辑句法问题,使得科学哲学变为一种科学的逻辑,其致力于揭示科学基本概念的逻辑句法结构。为此,逻辑经验主义者区分了以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历史为代表的描述领域和以认识论、逻辑和概念分析为主导的规范领域,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区分。基于此,在20世纪50年代,亨普尔(Carl Hempel)创建了“演绎—规律模型”,并将其普遍应用到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经验科学领域;纽拉特(Otto Neurath)出于拒斥形而上学的目的,采用科学统一观念,试图使用“统一的物理主义语言”将社会科学置于自然科学研究框架之下。总之,逻辑经验主义“对自然主义持一种敌对的态度,认为科学哲学是一种规范的、先验的事业”⑧,其核心目的就在于,通过分析与综合、观察与理论的严格区分,以物理学为统一语言来对科学理论进行理性重建,因而把科学哲学视为是对科学概念、理论、方法进行逻辑分析的一种先验活动。

  自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逻辑经验主义在科学哲学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科学哲学几乎与反心理主义、反历史主义、反自然主义同义”⑨。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当代自然主义者借助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观念,重新提出一系列有关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问题,从而对分析哲学的上述观念进行了强烈批判。因而,当代自然主义是建立在对弗雷格所开创的分析哲学传统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总体而言,当代自然主义主要有两个理论来源,共同激发了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进路。

  其一,奎因(W.V.Quine)的“自然化认识论”。通过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反思,奎因认为,一旦我们证明对于知识之可靠基础的寻求是无效的,那么哲学将失去其以先验反思和逻辑分析作为知识之来源的基础性地位,从而也就无法为科学本身的合理性提供某种辩护。出于拒斥先验知识之可能性的目的,自然主义否定了哲学所具有的任何特殊的认知或方法论地位。这一思想是奎因1969年所发表的著名论文《自然化认识论》中的核心观念。基于整体论和实在论,奎因恢复了自然主义的地位,认为哲学与科学相连续,没有任何一种特殊的哲学方法能够借助于某种先验的概念分析,使得哲学知识不同于并优于科学所提供的经验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验科学的发现对于理解哲学问题与争论是极为重要的”⑩。

  由此,奎因开创了将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取代认识论的转变。奎因强调知识的构成及其基础的获得,必须诉诸行为主义心理学以及科学的历史探索,可行的途径是将认识论视为心理学的一章,并由此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这种自然主义主张激发了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进路。奎因认为“知识是一种自然过程,是人类认知活动的输出,这种活动将感觉刺激转换为一种确定的理论输出”(11)。因此,认识论所进行的自然化处理,实质上是试图将传统认识论研究转向经验层面,以经验知识为模式,运用心理学、认知科学等自然科学方法来解释人类知识的获得过程,其目的在于为科学提供一种更为坚固的经验基础。

  其二,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作为对逻辑经验主义反思的另一重要结果,库恩强调任何科学以及科学知识的适当模型都应尊重科学的实际历史,而拒绝逻辑经验主义将科学哲学视为纯粹的概念活动的立场。为此,库恩以“范式”为核心构造了科学认识的动力学模型,旨在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来描述科学认识的演化过程,把科学活动视为科学哲学所研究的一种自然现象。这一观念主要体现在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其“包含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也就是说,库恩乐意使用各种后验科学(a posteriori sciences)及其他学科(尤其是心理学和历史学),来处理至少是部分的哲学问题”(12)。自然主义是库恩思想中最为原始、最富有成效的哲学元素,库恩对于科学如何发展的解释进路实质上是自然主义的,其“使用的就是基于心理学(格式塔转换)或社会学(时代的变迁)基础之上的自然主义手段”(13)。因而,库恩基于他对科学的历史分析,激发了科学哲学中的另一条自然主义进路。实质上,库恩和奎因的哲学旨趣是同根的,都强调认识论与经验科学的连续性,而反对笛卡尔的“第一哲学”观念即人们开始于一系列先验的基本原则,并且使用这些原则为人类知识做出辩护。不同的是,前者基于科学的历史分析,考察知识的社会文化特征;而后者则立足于自然科学路径探讨人类知识的获得过程。

  沿着奎因和库恩所开辟的自然主义路径,当代科学哲学研究表现出一种广泛的“自然主义转向”,即一种“从传统哲学的先验方法转到与自然科学相连续的哲学观念的转向”(14)。这一基本共识也使得社会科学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重新出现了以自然主义为主导观念的多种研究进路,表现出不同的理论特征。基于此,自然主义者将人类社会的研究,定位为与自然界其他研究对象的方法和理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基特和厄里(Russell Keat,John Urry)在《作为科学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基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立场,提出“社会实在论”概念,旨在延续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传统,以期解决实证主义社会学与解释主义社会学二者的极端争论(15);托马斯在其著作《自然主义和社会科学》中,则立足于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阐述了自然主义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是一种合法的方法论范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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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雷/殷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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