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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认识论的实在论辩护
2020年09月08日 09:41 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 作者:赵斌 字号
2020年09月08日 09:41
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 作者:赵斌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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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 Realistic Defense of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作者简介:赵斌(1981- ),男,山西临汾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生物学哲学,E-mail:zhaobin@sxu.edu.cn。太原 030006

  原发信息:《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01910期

  内容提要:适应论纲领长期以来在进化认识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生物体与环境的区分和基于自然选择的被动适应关系,建立了关于真实的对应理论,从而形成了其实在论立场。随着适应论纲领不断受到挑战,其实在论观点也受到内在怀疑论的致命威胁。本文通过对新近出现的激进建构论、非适应论的进化认识论以及应用的进化认识论进行评析,探讨其中的实在论议题,从而重构进化认识论中的实在论立场并为其提供辩护。

  The adaptationist program has lo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It established the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 throug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organisms and environment,and the passive adaptation based on natural selection,and thus formed its realist position.As the adaptationist program is constantly challenged,its realism is also threatened by internal skepticism.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newly emerged radical constructivism,the non-adaptationist program and the applied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and explore the realist issues,so as to reconstruct and defend a realist position in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关键词:进化认识论/内在怀疑论/实在论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Internal skepticism/Realism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生命科学中的非决定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5CZX018)。

 

  进化认识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是自然化哲学的一个分支,将知识学习视为一种现象,并且主张知识的获取过程应当置于进化理论内部来考察。近些年,相关研究的基本观点得到了扩展,认为不仅认知过程需要通过进化理论来进行研究,其它生命体所展示的行为,包括文化、语言、记忆、视觉等,这些都被视为认知过程,需要通过进化理论来加以阐明。可以说,进化认识论提供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统一的科学方法论,学者们不但可以通过它研究生命演化,同时也可以研究认知、科学、文化以及其它生命体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在该研究框架中,认知者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始终是引发巨大分歧的焦点,也形成了围绕实在论的争论。

  一、达尔文主义的认识论

  进化认识论的思想体系可追溯至休谟、笛卡尔、康德、蒯因,认为我们具备对世界的认知能力,包括我们所拥有的用以计算的数学系统,我们用于表达世界的语言系统,以及从我们的观察中抽取出的因果关系等,都可以通过心理学或神经认知科学的研究而获得推进。随着进化生物学研究的兴起与不断发展,今天的进化认识论者们主张,所有生物个体或群体所获得、产生或传播的认知性、交际性、社会文化性知识都可以通过进化而被认识。知名人种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洛伦茨(K.Lorenz)最早提出通过进化理论来重新建立康德综合的先验命题,主张个体发生学(ontogeny)意义上的先验属于种系发生学(phylogeny)意义上的后验。在物种的进化过程中,通过发育铭记与固化特定行为模式,从而逐步将之转变为个体先天行为。洛伦茨认为,生命进化就是一个认识过程。在认识论层面上,人类所经验的是关于实在的真实图像,只要它能够满足人类的实践目的,哪怕仅仅是一个极度简单的图像。[1]

  心理学家坎贝尔(D.T.Campell)后来的思想显然吸收了这一主张,试图解释个体生物何以先验地拥有某些关于世界的直觉知识,首次提出了进化认识论的概念。出于对一般认知研究的兴趣,特别是人类以及其它动物的知识习得过程,坎贝尔想要建立一种“归纳的经验科学”。这个目标可区分为两个方向:其一,研究表现为生物进化结果的不同认知机制,如模仿学习或心理表征能力如何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进化而来;其二,自然选择的应用何以不局限于生命科学,从而扩展至认知、认识论领域。[2]显然,第一项目标在近些年探索认知生物学基础的自然化哲学大潮中成为广泛认可的目标。如果说,经验主义将知识理解为认识者与由归纳而知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而理性主义则将知识定义为认识者与由演绎而知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甚至在知识社会学中,知识也是被理解为不同认识者之间的关系。但进化认识论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在其中知识被理解为生物与其环境间的关系。[3]坎贝尔强调即便是在生物学方面,进化也是一个认识过程,这种基于自然选择的知识增长范式可以对学习、思维乃至科学等认识活动进行说明。特别是在生物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早期的进化认识论不同于实用主义的认识论或工具主义,具有深深的实在论烙印。

  目前,存在两种被广泛接受的进化认识论类型,即认知机制的进化认识论(EEM)与理论的进化认识论(EET)。规范性的EEM纲领基于现代综合理论,将认知视为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产物,针对认知能力及认知性知识的机制进化,其主要涉及生物体知觉器官与环境关系的层面,试图扩展进化理论从而解释认知结构的发育;而描述性的EET纲领则通过类比自然选择过程来研究科学理论以及科学进程问题,特别是试图通过进化模型来分析知识的增长。[4]这一区分在目前看来是比较模糊的,从本文角度简单概括,前者基于进化生物学并将之视为合理性依据,而后者则是类比于生物进化,以基于选择主义的理论变化过程作为其预设起点。为了澄清本文意图,这里参考布朗(J.R.Brown)的区分,认为前者关注的是认知者的本质,而后者关注的是理论的变化。但是,他支持鲁斯(M.Ruse)反对将进化理论用于类比的观点,也就是说,后者只是带有目的论解释性质的一般性进化认识论,而前者才是达尔文主义的认识论,探究知识在物种意义上的深层关联。[5]所以,本文关于实在论以及认知者与世界关系的讨论建立于前者纲领之上,具有深深的达尔文主义认识论的烙印。

  二、适应论纲领与假说实在论

  对于进化认识论研究来说,首次明确“适应论纲领”概念的是古尔德(S.Gould)与列万廷(R.Lewontin),他们认为由于自然选择的强大力量以及所受的较少限制,导致通过其操作直接产生的适应性成为生物形式、功能以及行为的原因。[6]该纲领主张任何感知器官都适应于外部世界,使得其拥有者可以应对生存环境;生物所感知到的是(部分)真实的,但可能只是关于外部世界的部分表征。适应论纲领并不追求严格的实在论,即知识与世界的绝对对应,而是主张任何生物的知觉服从于环境中的确实存在物,是一种被动适应。传统的进化认识论将生物体理解为关于世界未被证伪的构想或理论,并通过世界来进行检验,支持了假说实在论(hypothetical realism)的观点。([1],pp.6-8)认识论被理解为演化的知识,与本体论或作为其本体的世界是不同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体现为生物体形式并不断演化的理论或知识何以能够对应于外部世界。

  适应论纲领依赖于自然选择学说,认为是自然选择过程赋予了人类及其他生物认知能力。正如辛普森(G.G.Simpson)的精辟论述,“无法对所要跳上的树枝形成实在性知觉的猴子注定是只死猴子,因而它也不会成为我们的祖先”。[7]这意味着生物体相信并付诸实施的某些行动在面临下一次挑战前必然是正确的,即使下次到来的挑战会引发致命后果,从而导致之前的解决方案对于当下情况不再适用。成功的进化很可能在工程学意义上并非完美的适应,而只是相比那些竞争者在达成其生存繁殖目标方面表现得更佳。这种典型的适应论观点曾为针对人类感官以及智力器官的研究提供了有效路径,解释了能应对环境的功能器官的来源,及其感受性与环境中的谱线波长乃至其他特征间的某些相干性和相互作用机制。因此,基于自然选择机制的适应论纲领提供的是一种假说实在论。

  适应论纲领中的激进观点会主张理性是促进我们生存的因素,使我们能够使用工具和语言,在恶劣环境中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理性能力之所以能促进生存,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与世界一致或反映了世界,因为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是理性的结果,所以它们必须能够反映世界。当然,许多人也意识到适应论观点强调的对应理论存在问题。正如芒兹(P.Munz)所说,生物学主张我们的抽象和认知能力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我们的认知器官是适应的,我们全部知识所构成的理论都是基于为应对环境而提出的非实体性(即意识性的理论)方案的实体性(即有机体)方案。[8]这种观点事实上违反了许多我们当今对于进化的认识。

  首先,并不是所有被选择的性状都真正受到选择,也就是说,不是所有被选择的性状都是适应的。有人可能据此推断,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能够存活得益于其大脑的尺寸以及由此带来的语言发育,但不能说更进一步的知识能力具有生存价值,或者说,我们的感知器官以及知识能力能够带来不断贴近于真实世界图景的表征。在漫长进化历史中,断言人类理性能力乃至由此而产生的科学是一种适应现象还为时尚早。就好像已经灭绝的拥有巨大鹿角的爱尔兰麋鹿曾促进了该物种的繁殖,但此后越来越巨大的鹿角使得该物种不堪重负,在丛林中行动不便导致不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能力同样可能在未来进化适应过程中对我们构成某种负担。正如内格尔(T.Nagel)认为,如果我们的客观理论能力源于自然选择,必然招致针对其结论的严重怀疑论,因为这已经超越了我们熟悉的有限范围。人类理性的演化只能被视为各种关于生命演化的自然选择说明中的一种反例。[9]

  其次,即便特定的认知或直觉能力受到选择,选择也仅仅是一个追求必要性的过程,而非最优化过程。在新达尔文主义者米勒(G.Miller)看来,人类智力活动区域新皮质主要是通过性选择获得,它不是作为生存装备而是求偶装备存在,帮助拥有者达成求偶行为从而确保种族延续(例如孔雀羽毛的进化)。[10]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用不利条件原理(Handicap Principle)来解释人类智力能力的由来,即人类演化出的智力能力对于自然中的生存需要来说是过度的,需要付出极大的额外成本。其中的焦点在于,在一个提倡实用性的生存机制中,一个认知性状表征真实世界的能力是否能直接等价于其生存价值。

  第三,就算承认我们所有拥有的大部分认知能力具有生存价值,仍需面对一个事实,即我们这一物种尚未经历足够长的历史(相比于整个生命进化历史,试想那些存在了近1亿7千万年的恐龙)以证明我们的认知策略能够继续并长期适应于环境。

  这些反驳对适应论纲领及其实在论立场构成了严峻挑战,由此发展出的内在怀疑论甚至对进化认识论中的实在论观点构成了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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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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