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古希腊哲学研究进入新的热潮，2010年，延续近30年、倾注我国老中青三代学人心血的《希腊哲学史（四卷本）》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世界上第二部多卷本希腊哲学史著作，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古希腊哲学研究作出的独特理论贡献。今年5月，《希腊哲学史》全四卷重新修订出版，当代古希腊哲学在研究方法、关注问题等方面有那些不同？未来如何创新古希腊哲学研究？引起学术界热议。近日，《希腊哲学史》主要负责人之一、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村富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网：古希腊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走向的关系及其研究的当代学术价值问题 

　　陈村富：哲学犹如一棵大树，现代西方哲学从实证哲学和唯意志论算起有几次转向或新的走向，不管怎么变，它都是长在哲学这棵大树上的枝叉。它的提问方式，思维方法，论证和陈述方式及其使用的术语、范畴都离开不了扎根于古希腊的这棵树的树根，树干。“为有源头活水来”，现当代哲学的许多派别的代表人物都是希腊通。克尔凯戈尔关于苏格拉底的“反讽”的论述，尼采关于希腊哲学与诗歌的精辟见解，海德格尔关于希腊哲学中Ousia、 physis、 dike等的分析，伽达默尔关于柏拉图对话的诠释，罗尔斯关于亚里士多德城邦伦理的研究，等等说明许多现代哲学家同时又是希腊哲学研究的杰出代表，即使是科学哲学家波普，当人们普遍关注巴门尼德的“真理之路”时，他把视线转向“意见之路”，关于巴门尼德的doxa所体现的自然哲学的分析令人折服。再看看胡塞尔关于他不用德语的Wessen，而用柏拉图的eidos的说明，等等，我们不然发现，他们的思路很开阔，善于纵观古今，从古代希腊哲学中吸取灵感，又从当代哲学中激发研究古代哲学的新的视野，新的启迪，发现新天地。这是真正进入哲学这个奥妙无穷的智慧大殿中的探宝者的特殊品质，只有哲学的门外汉才把前人的哲学，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如同黑格尔所说看作一个个遗体。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国近年来古希腊哲学与研究较之前一辈学者，在研究方法、关注问题等方面有那些不同？取得了那些新的研究成果？还存在那些薄弱之处？ 

　　陈村富：南宋时中国获悉古代有个希腊，明末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论天》和自然哲学，清末知道有所谓“哲学”、“哲学史”，民国初期至“五四”前后出现了五篇介绍希腊哲学的文章。三十年代有大的转机。发端于20年代的东西方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以及30年代的唯物史观和“战国策”派关于尼采权力意志的研究，促进了希腊哲学的探讨。从30年代初至抗日战争胜利前这15年，可以说是学术研究比较繁荣昌盛的时期。商务印书馆和杂志《学原》、《再生》、《思想与时代》及张东荪主办的《正报》和副刊《哲学思潮》相继出版或刊发了希腊哲学的译著和论文。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陈康，其次是严群。西南联大时期贺麟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他说，陈康是中国人中钻进希腊文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第一人。（见汪子嵩、王太庆：《陈康论希腊哲学》，第234页）。陈康、严群、吴献书，包括稍后的张竹明等这批学者的特长是有中国文化和古汉语的深厚功底。在翻译方面非常严谨，注重以原文为主，几种版本互相参照。在选词造句方面注意汉语表述习惯，讲究以“信”为基础，以“达”为目标。这两条正是当代希腊哲学研究和翻译的不足之处。这是个历史现象，非个人之错。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高校，统一开设俄语，学科设置不合理，研究方向单一、片面，因此像我们这一代人，普遍性问题是外语单一，且缺听、说能力。专业方向偏狭，中西哲学泾渭分明，互不跨界。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高考后培养的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研究人才，主要靠出国留学，攻读学位。优势是眼界开阔，外语基础好，比较熟悉当今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发展趋向，还受到比较严格系统的希腊哲学研究的训练。回国后发表的成果，比较趋近海外同行研究，具备同海外同行对话或交锋的条件。这是我拜读过几部希腊哲学专题研究或阶段研究以及几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文本诠释和评论后的体悟。这批30至60岁的研究者是当今希腊哲学研究和翻译的主力，也是提升我国希腊哲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地位的希望所在。我坚信他们中会有一批人脱颖而出，既有研究某个方面、某个人物、某个文本的优势，又有关于希腊哲学全过程的把握；既熟悉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又有自己在方法论和研究的某个方面的创新；既善于回应别人提出的问题，又有能力发现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做到像陈康先辈所期望的让西方学者以不懂中文为遗憾。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前古希腊哲学研究应在那些方面予以推进？可以为国际学术界作出那些独特贡献？  

　　陈村富：首先要详尽占有原始资料。希腊原典保存下来远比中国少，西方出版社和有些研究者也比较小气、偏狭，他们出版不同形式、数量不等的分目摘编和注释、翻译。你可以轻易地买到Diels—Kranz 、Sorabji 、Long等分目编纂和注释的资料，却不容易获得像中国四书五经、诸子集成、二十四史、四库全书备要式的维持原貌的文献。即使是Loeb丛书，也还很有限。今年Bloomsbury 出版社出版了辛普里丘（Simplicius）、阿弗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菲洛旁（Philoponus）、阿蒙尼乌（Ammonius）、叙里安（Syrianus）、德米斯蒂（Themistius）等人各自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本来6人出6部就行，但是出版社将它拆编成每本24.99欧元（平装本）的一题一本的“集成”，总计100多本。我认为中国学者必须有完整的原始资料，包括电子版和纸质图书。 

　　其次，中国学术界理应有至少一个、几个真正的古典学、古典系。目前我们对印欧语及其古代分支，亚非语及其古代分支，甚至像古汉语之类的非拼音语系，知悉者寥寥无几，更不用说古语源学的研究。这同哲学范畴的研究戚戚相关。前几年讨论希腊哲学Being及其中译时，充分暴露我们对古地中海世界语言研究的欠缺。 

　　第三、要造就一支传承希腊哲学“求是”、“求真”精神，不受当前各种评估体系所束缚的队伍。1979年胡乔木在济南召开的人文社科研究规划会上提出编写中外文、史、哲六套多卷本。按原规划古希腊哲学只是古今哲学史多卷本之部分。古希腊哲学史于2010年完成了全四卷，2014年完成了修订新版。1981年决定合作撰稿时，汪子嵩老师与大家约定：为保持全书的质量和新颖，谁都不得将自己执笔的部分，在全卷发行前以个人论文、著作名义出版。这样30年中我们个人的论文和专著就少了。但是，我们不受各种评估和利益的束缚，坚守30多年，做成了一件学术上有意义的事。如今，汪先生已94高龄，范明生师兄也已84，我和姚介厚也已77、73。我们属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五十、六十年代涉猎希腊哲学的一代。四卷本《希腊哲学史》是这一代人的成果之一。此外还有苗力田、王太庆、杨适、李真、黄颂杰等等一批人的多项希腊哲学的翻译和论著。在中国的希腊哲学研究学术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希腊研究的国际学术史上，正是这一代和上一代严群、吴寿彭、张竹明等在解放后出版的译著，希腊哲学的主要著作才有汉字载体的译本。就研究成果而言，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共五册，420万字，新版又增加英文目录和专业术语索引，统一了四卷中前后不一的若干译名，更正了个别差错，规范了全书注释体例，装帧上也焕然一新，同国际体例一致。尽管在学术水平上同西方学者还有相当大差矩，但是不可否认，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蔡勒写完三大卷七分册多卷本希腊哲学史后，我们是第二家跑到了终点。以汪先生为首，我们六位撰稿人，身上虽然没有花环、桂冠和奖章，但是却有阿波罗授予我们的一支平凡的，采自希腊本土的橄榄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