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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印度与中国的灵性和世俗 ——《亚洲的精神性:印度与中国的灵性和世俗》前言
2016年12月26日 21: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综合摘编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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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岁时我去印度,就像我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只是为了体验旅行带来的乐趣。我搭便车到了伊斯坦布尔,然后乘坐神奇的公交车到德里,再乘火车和巴士去加德满都、贝拿勒斯、加尔各答、马德拉斯、马杜赖、果阿和孟买。那时,我所受的教育并没有为我了解印度文化和社会做出任何准备,当我在贝拿勒斯、佳格那塔普里和马杜赖亲眼目睹了印度教习俗的时候,我尤其感到困惑不解。回到荷兰后,我开始研究印度学(梵文、巴利语和印地语)以及文化人类学,以便更好地理解我所经历的。从那时起,我一直从事印度人类学的研究。

  2003年(正好是“非典”期间)在中国的短期之旅后,我于2004年开启了第一次对中国的正式访问。我去了厦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和鼓浪屿(厦门附近的一个小岛),这是我最喜欢的荷兰浪漫主义诗人斯劳尔霍夫(Slauerhoff)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在我曾经工作过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就读的中国研究生告诉过我,宗教在中国完全不重要,与印度迥然不同。然而,我在此次和之后的访问中发现,这是官方的观点,事实上与现实完全不符。无论是厦门大学校园旁南普陀的众多佛寺中,还有离校园不远的渔业社区,宗教活动都易常繁荣。这些宗教仪式使我想起了印度。

  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学习汉语并经常访问中国。我不可能重复我早期对印度社会的深入了解,但我越来越觉得在中国就像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访问中国使我遇到了很多我之前从未想过的、与印度有关的问题。例如,在我看来,印度的世俗主义问题可以通过对印度与中国的比较而大有收获。世俗主义、世俗化和世俗文学以西方社会的研究为主。同样,印度人和中国人彼此一成不变的成见阻碍了他们看到其历史及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中的相似之处。我逐渐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和印度的现代历史在同一时期内既大相径庭又异常相似,对两者的比较有利于我们对这些社会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避开了帝国主义现代性对这些社会形态的巨大影响。欧洲(后来是美国)是帝国霸权与中国和印度社会相互作用时的对手。在概念的层面上,欧洲对中国和印度现代性的形成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一名社会学家在没有源于欧洲的社会科学概念框架和词汇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理解这些社会形态的,这需要在翻译中持续保持反省能力。

  这本书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曾经有朋友和同事警告过我,我太老了以至于无法开始学习新的伟大的文化和语言,我经常觉得他们有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学习中文并了解中国(尤其是与之比较可以更好地了解印度)一直鼓舞着我坚持了下来。我由衷感谢宋平(Song Ping)教授介绍我去厦门,巫达(Wu Da)教授介绍我去上海和北京。我一直受到他们圈子里的中国学者们的欢迎,其中包括杨美惠(Mayfair Yang)、杜赞奇(PrasenjitDuara)、丁荷生(Kenneth Dean)、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宗树人(David Palmer)、周越(Adam Chau)、汲喆(JiZhe)、赵文词(Richard Madsen)、魏勒博(Rob Weller),还有许多其他人。我曾将我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新加坡国立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纽约新学院(the New School in New York),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复旦大学,孟买的塔塔社会科学研究所(Tata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各种会议上。这本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金泽教授翻译为中文。

  没有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的支持,本书不可能完成,他们授予我特聘教授,使我可以自由地进行研究;还有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 Planck Society)选我成为会员并任命我为新成立的德国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Diversity in G?ttingen)的所长。我非常感谢乌得勒支大学后来的校长吉斯本(Gispen)教授、斯杜夫(Stoof)教授、范-迪尔斯威昂(van der Zwaan)教授以及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团格鲁斯(Gruss)教授和舍恩(Sch?n)教授对我及我工作所给予的信任。书稿的写作又进一步得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基金会和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基金会的资助。新的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极好的学术环境非常适合我所从事的比较工作,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们,特别是与我共同担任所长的史蒂夫·维托维克(Steve Vertovec),感谢他们对我的鼓励。

  尽管这个项目比我们当初的设想花了更长的时间,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弗雷德·阿佩尔(Fred Appel)一直给予了慷慨的支持。我还要特别感谢杜赞奇、克里斯·福勒(Chris Fuller)和杰佛瑞·科瑞普(Jeffrey Kripal)对书稿的肯定和建议。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大儿子在莱顿大学取得了汉学硕士学位,他目前生活在北京,而我最小的儿子专门从事亚洲历史的研究。事实上,我们全家对亚洲的热爱使我感到很快乐。我的妻子吴心(Tam Ngo)在我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正在写一本关于越南赫蒙族(苗族)的书。没有她,我无法完成,仅以此书献给她,献给我们共同的未来,不仅在学术方面,还在其他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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