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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卫平: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
2018年01月10日 21:4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毛卫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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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管理创新之道》序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毛卫平

  

  治国理政是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管理与执政密切相关,认清管理与执政的关系,大力提高管理水平,是完成好执政使命的重要课题。

  马克思主义早已指明,管理是执政的必要基础。马克思说过,讲阶级斗争并不是他的创造,他的新贡献在于,把阶级斗争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并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经济和管理两个方面说明了阶级和国家的产生。

  关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恩格斯指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1]

  关于管理方面的原因,恩格斯指出,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承担: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的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种职能开始时并没有带来不平等。“那时普遍地存在着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状况在开始得比较晚的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

  随着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和阶级的产生,公共事务的管理便与阶级统治结合在一起。“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2]

  只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才能使这种状况的得到根本改变。“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公共事务——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3]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与马克思共同预言:“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力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4]

  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种理想状态,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正在努力创造条件,向那样的理想状态接近。在今天所处的阶段上,作为执政党,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5]这种社会职能,就是社会管理的职能。履行这种职能,是执政的基础,是任何执政党都必须履行的职能。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宗旨,必须更好地履行这种职能。

  共产党人从获得政权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种职能。十月革命获得成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以后,列宁马上指出:“我们已经夺回了俄国,……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就是要了解从主要任务是说服人民和用武器镇压剥削者转到主要任务是管理这一过度的特征。”[6]他强调:“只有解决(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这项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7]

  列宁对于管理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在革命取得胜利前写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曾经把管理看得很简单,认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管理工作不过是对劳动及报酬的计算和监督。“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督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8]夺取政权以后的实践使列宁很快意识到,管理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说:“我们不是空谈家,我们们知道,不是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9]“说起来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决不是因为法律造成了障碍,如在资产阶级时代那样,恰恰相反,我们的法律有助于这样做,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大量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10]

  中国共产党人早在建国前的革命根据地就开始了对社会管理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对旧社会的根本改造,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又进行了新的探索,及至把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一部分提出,使社会管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韩立红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简约而又比较准确地勾画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管理的历史进程,在其发展的前沿展开细致深入的研究,对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管理创新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阐述,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对实际工作也有重要的指导和启发作用。

  韩立红曾经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她的博士论文《总设计师的管理智慧——邓小平管理哲学研究》,借鉴管理哲学理论,以一种独到的视角研究了新时期的管理问题,获得大家的好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这一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当年河北省的科研成果三等奖。现在完成的这一成果可以说是她当年成果的继续和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12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 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 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11]总书记的讲话,精辟地总结了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历程,鲜明地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主题,从理论到实践有力地推进了治国理政的伟大事业。中国有包括社会治理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有共产党人建国前后长期实践积累的丰富经验,又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广阔视野,有了“治国理政”的高度自觉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必将大有可为。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涌现。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9,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9,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19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9,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6]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7页。

  [7]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7页。

  [8]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203页。

  [9]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10]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11] 《习近平谈治国路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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