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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2018年04月27日 16: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杨国荣 字号
所属学科:哲学

内容摘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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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信任以人和关乎人的事为指向,并相应地包含着某种价值的意向。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信任的对象总是具有可靠性或可信赖性,这种可靠性与可信赖性既呈现为某种事实层面的特点,也包含着价值的意蕴:它意味着对于一定的价值目的而言,相关对象具有积极或正面的作用。信任往往与主体的价值观念或价值取向相关联:从正面看,坚持正义、仁道等价值原则的主体,对具有相关品格的对象便会形成信赖感,并由此给予信任,而对持相反价值取向的人和事,则难以产生信任之感。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信任基于一定的价值信念。

  信任以人与事为指向,它本身也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宽泛意义上的个体间互动,到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从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交易双方到医疗过程中的医患之间,信任体现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与信任相涉的人与人的关系可以有不同的形式,而关系中的人所具有的可信赖、真诚等品格,同时具有伦理的意义。从伦理学的视域看,信任既涉及道德规范,也关乎道德品格。具有道德意义的规范和品格,与信任所涉及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呈现一致性,内含于信任之中的道德规范和品格,从一个方面将信任所涉及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具体化了。

  信任既是一种在社会中形成和发生的观念取向,也是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从本体论上看,相信人生活于其间的世界具有实在性,是人生存于世的基本前提。如果一个人对满足其生存需要的各种对象都持怀疑态度,那么,他就无法运用相关的资源来维持自身的生存。从社会的层面看,人与人之间基于理性认知和一定价值原则的相互信任,是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就个体而言,信任构成了其行为系统的重要环节。在行为目标的确定、行为方式的选择等方面,信任的影响都渗入于其中。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看,信任内含信赖,对他人的信任以他人的可信性和可依赖性为前提,这种前提赋予个体以存在的安全感。

  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诚信的品格,无疑是首先面临的问题。所谓 “信则人任焉”,意味着如果真正具有诚信的品格,便能够为人所信并得到任用。也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儒家视域中的朋友,可以视为家庭亲缘之外的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在引申的意义上,这种关系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与朋友的这种社会意义相应,“朋友有信”也意味着将诚信和守信视为人伦的普遍规范。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或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较多的关注,儒家提出成人 (成就理想人格)的学说,这种理想人格便以实有诸己 (自我真正具有)为特点。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与德性培养相联系的“信”、“诚”,首先意味着将道德规范内化于主体,使之成为主体真实的品格。这种真实的德性、真诚的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信任既涉及为人所信,也关乎信任他人,前者意味着个体自身具有可信性,后者则表现为信任可信者。从信任关系的角度看,他人是否信任自己,固然无法由具有可信品格的个体自身所左右,但对可信的他人予以信任,则是个体可以决定的。以理性意识为内在规定,信任不同于无根据的盲从,但如果在对象的可信品格已得到确证、从而可以有充分的根据予以信任的条件下,却依然拒绝信任,这种态度便走向了与盲从相对的另一极端。从伦理学上说,可信而不予以信,亦即缺乏对可信对象的信任感,这同样也是一种道德偏向。这种偏向既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 “信”,事实上与礼相联系,而礼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近代以来,制度或体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作用,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从现实的存在形态看,信任关系的建立固然有助于人们之间的沟通、协调、合作,并由此担保实践活动的有效和成功;但在某些情况下,失信也会给失信者带来益处,并使之趋向于作出相关选择,此类行为如果缺乏必要的制衡,将导致社会交往过程的无序化。在这里,公共领域中的制度便展现了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这方面,相关制度无疑展现了一定的惩戒和震慑作用。

  如果说,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了某种担保,那么,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考察社会领域中的信任问题,需要同时关注以上两者的相互关联。

  文章摘自《中国社会科学》 2018年第3期

  摘编:邵贤曼

作者简介

姓名:杨国荣 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职称: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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