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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的存在、生死之境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第四次全体大会综述
2018年08月22日 22: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秀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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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7日上午,以“自然(nature)”为主题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第四次全体大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大会的演讲者分别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Guillermo Hurtado、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Sebastian Rödl、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杨国荣、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哲学教授Peter Singer。大会由Demetra Sfendoni-Mentzou教授主持。

  Guillermo Hurtado教授演讲的主题为“静物画/死去的生性”。他首先给出静物画的定义,是指多描绘室内场景中经过摆布和安排的食物、花卉等物体,并对静物画在不同语言中的名称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直到18世纪下半叶,这类体裁开始称作“静物画”,直译为“死去的生性”、“死去的自然”。在巴洛克时期,“死去的自然”是对静物画的一种独特的称呼,将我们的思绪带向了对生与死的思考。他认为,这一命名中也蕴含着深刻的隐喻意味,隐喻与那些画作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画作本身能帮助我们揭露隐喻存在的关键,即隐喻所告诉我们的有关生命意义的东西,并对于我们理解“存在”这一巴洛克概念亦颇有帮助。他通过展示巴洛克时期的的展品和“画作”,阐明不同作品传达的相当不同的信息,他指出,以“虚空画”为代表的静物画中总有一种对生命的排斥,既象征着生命的短暂也表达着人类的虚无;然而,在“修女”静物画中,生和死发生了和解,“生命”的力量被重新提起——人在死于信仰的一瞬间便是战胜了死亡,重生与复活的意味在其中被点亮。而随着“耶稣受难画”的产生,西班牙天主教徒的巴洛克绘画完成了从“趋小的描绘”到“趋大的描绘”的题材上的跳跃,德性和奉献的意味被他们高扬,生命和复活在这些天主教徒的画中意义非凡。在演讲的最后,Guillermo Hurtado指出,反宗教改革的巴洛克认为,人类可以战胜死亡,因为我们除了是人,还是神的“创造物”。但在21世纪的世俗社会中,哲学教给我们的则完全不同,即我们不是神的创造物了,更不是个体物质,而是永远处于自我构造中的渐逝主体。Guillermo Hurtado用赫斯的虚空画的当代样本《献给上帝之爱》——一件白金骷髅雕塑作品,说明此画不是虚空画,相反是在庆祝人类的生命,尤其在庆祝千方百计逃脱死亡惩戒的努力,逃脱更坏的东西的惩戒,逃脱生命死亡的惩戒等。他总结说,幸亏有了神,是的,因为有神,也幸亏我们有“智慧”,死亡才没有对我们获得完全的胜利。因此,巴洛克时代的艺术中的教训依然值得我们思考。

  Sebastian Rödl在演讲中讨论了伦理学和行动理论中一个经典的问题:实践推理的结论仅仅是思想,还是行动?他的发言主题是“善——在时间推理中理解”。Rödl教授首先对人们一直在争论的问题背景给予介绍。他指出,人们一直在争论实践推理是否终止于心灵状态,或者是否终止在行动中。这一争论未能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形式和重要性。首先从形式上,这个问题被误解,因为他被认为是设法解决在人类中发现的自然心灵力量的问题,并且该问题可以通过研究这种自然来加以回答。而这个问题是要求阐明对其实践推理内在结论的理解。第二从意义上,这个的答案的意义在于它是对自然的理解。由此,Rödl教授首先讨论了弗雷格对推论的一般界定。弗雷格认为,推论是一种判断,而主体在做出判断时一定对这一判断的相关辩护基础有所认识。需要注意的是,弗雷格将“推论”等同于推论的结论,因为对于弗雷格来说,推论的前提内在于结论之中。接着,Rödl教授将弗雷格对推论的界定运用到了实践推理中:实践推理的结论是一个判断,并且这个判断是在对该判断的相关辩护基础的意识中做出的。如果这个想法成立,那么实践推理的结论就不能仅仅是思想而是行动。因为,如果实践推理的结论不是行动,那么这个结论与行动就需要以一种外在的方式相连。这样的话,那些为实践推理的结论辩护的东西就不能够同时辩护实践推理所导出的行动。而这与实践推理的概念是相矛盾的。最后,Rödl认为,如果实践推理的结论就是一种行为,这意味着它的好处可以解释为什么那是好的。它的善良可以奠定好的基础。这种思想,将善的思想作为善的现实基础,是对实际的思考。对善的想法——它在实际中的无限效力——是推理的内在因素。因此实践推理是形而上学的知识。我们可以将这种知识称为道德的形而上学,或对善的认识。人类行为是将善的知识作为实际的最终基础。这是人对行为的真正定义,也就是实践推理给出的定义。在其中,自然被理解为由善这一所有实在的最高原则所支配。

  针对生态问题,杨国荣教授发表了题为“天人共美——以‘人’观之与以‘天’观之的视域交融”的演讲。杨国荣教授认为,生态问题产生的源头是人的存在,并且也与人自身的存在特点密切相关。倘若用中国哲学的概念来表示,天人关系失衡的重要原因便是“天人相分”。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解决都关系到“以人观之”和“以天观之”这两重视域。“以人观之”是从人自身的视域出发,从理性、价值等多个角度理解和评判世界。宋明理学家们提出的“民胞物与”、“仁者与万物一体”等观念便是对这一视域很好地诠释,即世界中的一切对象都应被理解为与人相关的对象,并被赋予相关的价值意义。中国的《中庸》之道有“万物并育而不害”思想,即从人与自然的角度反映价值主张为:万物共存,彼此不分离这一基础。这一看法不仅包含了实质层面对自然等对象的价值关切,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其提出了如何展开这种价值关切的总则,另一方面,也构成了把握人与人关系的出发点。因此,在这种视域下,天人关系中也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倘若在生态问题中过度强化这一视域,便容易导向狭隘的人类中心观念。“以天观之”则强调要基于自然本身的规定和法则去考察自然,并由此把握协调天人关系的现实条件。从哲学史上看,道家对这一点有着比较自觉的意识,道家的“为”总以合乎自然法则而非合乎人的目的为的基本前提。然而,倘若不对道家“等观天人”的观点适当强调,也会导致“自然中心论”。因此,从解决生态问题的角度看,合理的进路就在于走向“以人观之”和“以天观之”二重视域的交融和统一。这种统一最基本的意涵便是合目的性和合法则性的统一。杨国荣教授进一步指出,倘若从更本原的层面看,“以人观之”和“以天观之”这两重视域的交融也涉及对天人关系的深层理解:我们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并非原始的、前文明状态下的合一,而是在合理的天人相分的前提下,通过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地重建而达到的更高层面的统一形态。而在这种更高形态的的统一中,关乎“善”的伦理视域和关乎“美”的审美视域也达到了统一,而这一境界和生态理念便是“天人共美”。因此,“以人观之”和“以天观之”这两重视域的指向,也正是这一生态理念。

专题会议现场。本网记者 马云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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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秀伟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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