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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与方法:“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工作坊述要
2019年12月13日 15: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徐翔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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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掀起一场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国哲学界虽未彻底走出合法性的认同危机,但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中,出现了一些走向自觉与更新的契机。故此,2019年11月25至27日,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山大学、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四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就与本次工作坊相关的各个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和探索。

  一、如何看待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之内涵

  中国哲学未来的愿景如何,以及这种研究工作的展开需要怎样的方法论,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思考。

  罗传芳指出,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术所要求的专业性,其本质特征包括:人的现代化和思维观念现代化的学术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具有严格的科学方法的思维方式,以及反思、开放的公共精神。因此,要推进中国哲学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转化,需要回归哲学的本质功能,就是爱智求真之精神以及注重逻辑推理的论证方法,而这恰恰是中国哲学欠缺和需要补课的。高华平则指出未来视角包含于历史视角之中,并强调未来视角的中国哲学研究,将是一种历史视角、比较视角等多重视角融合的综合研究。而从是否足够“哲学”来看,陈少明关于“精神世界”的思考正是对未来应如何做中国哲学的有益尝试,他从“空间”的隐喻说起,指出我们对空间的理解可以分为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及精神空间。不同于前两者,精神空间不是思想对空间的直接反应,精神空间的规模由思想的创造能力来界定。但人们的精神世界还需要时间向度的介入,未来世界存在于精神世界中,人类的理性需要预见能力。精神世界有公私之分,如何拓展现代人的精神空间就成为未来做中国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上述面向未来的视野无疑触及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敏感处,即中国哲学的未来应如何处理长期困扰学界的“中西比较”问题。众所周知,包含中国哲学在内的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均是在近代西学的框架下建立起来的,“以西释中”便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方法。但是,随着主体意识的增强,对这种方法的质疑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以西释中”?匡钊试图检讨“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中包含着三个“以西释中”的误解,其一是试图对哲学或中国哲学的讨论内容加以重新定义,其二是将对知识的追求置换为对价值信念的申明,其三为将古今问题转换为中西问题。而解决的关键在于重新认识到规范与标准,即应重视由金岳霖等人奠定的中国哲学史的形式系统和逻辑分析的方式。任蜜林检视中国哲学在近四十年的检讨中不断“自我”觉醒的历程,这种“自我”觉醒隐含的诉求在于“开新”,即中国哲学进行当代的建构,如早期的新理学、新心学,当下的新仁学、仁学本体论、具体的形上学等等。这一自觉的过程仍在进行中,并将延伸到未来。王兴国则从中西方哲学的语言观的特色展望中国哲学在走向未来的进程,即一方面中国哲学需要自觉地进入哲学的语言与语言的哲学,同时又要能自觉地走出哲学的语言与语言的哲学,而不是撤出后便断绝与西方哲学的联系;另一方面则需要回归于工夫实践的本体之根,以工夫实践的亲证体验来丰富和巩固哲学思想的理论系统。

  二 中国哲学要如何应对中国当下的生存处境与生活方式

  我们讲中国哲学要“面向未来”,不仅是基于其作为一门现代学术所要求的专业性,更是基于当下的生存与思想境遇。一个不应忽略的事实是,在今天,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恰恰是对传统思想资源的解构,因此,我们说要做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时,必须首先考虑我们的工作是否能够面对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结构的巨大变化。陈立胜的《儒家修身之道的历程及其现代命运》一文梳理了儒家修身传统经历在春秋战国之际形成的以“君子”为修身目标的德行培育时代,到唐宋变革之际形成以“成圣”为工夫目标的心灵操练时代,再到清末民初之际以培育“新君子”(国民、公民)与“新圣人”(“革命圣人”)为目标的“过渡时代”,在技术统治的今天,儒家修身传统则因技术的强势介入而面临“终结”的境地。要“使人类更人性化”,还是“不断超越人类自身”?这是儒家修身理论在未来必须回应的问题。

  同样是基于儒家伦理在当代生活所面临的困境的问题意识,赵金刚则通过考察李泽厚改造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费孝通由早年的“生态”转向晚年的“心态”,并最终提出“文化自觉”理论的思考历程,指出儒家伦理在当代的建构必须充分正视当下的社会物质存在和社会心理的互动。传统的思想资源能否应对时代,其实不是当下中国所特有的困境,历史上的相应个案同样为我们的反思提供借鉴。曹婉丰《西汉中后期的改制运动与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践》探讨的是汉代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践困境。随着儒学影响力的扩大,西汉中后期持续的改制,使得儒生得以在实践中去实现政治理想。然而,这种政治实践也是矛盾重重,内部纷争不断,儒学也逐渐失去活力,成为一种谋生工具。今天的儒家、儒学仍然保有着政治上的理想和热情,但理想如何与现实衔接,则是需要我们去思考和关注的。

  三、中国哲学研究如何实现经典诠释到思想创新的转化

  说中国哲学要面向未来,另一个核心要素则是研究不再如经学等传统学问一样以整理和保护古典文化与承续传统为核心诉求,而是努力从说理方式上对经典进行反思或重构,从而实现思想创新的转化。本次会议中,与会者对相关问题的阐释同样值得关注。

  景海峰在《论经典诠释与传统训诂的关系》中探讨了传统训诂学向现代哲学诠释学转换的可能。训诂学探讨词义本身的特点及其应用过程中的规律性,应该属于诠释的本有之意。但与传统“训诂”理念的附庸性、材料性特征相比,诠释的指向则更具有理解的独立性和思想的创发力,这种理念和方式可为传统训诂学转化为中国哲学诠释学的资源、实现中国哲学内在化的创造提供借鉴。

  被历史学解构的问题,以哲学进行深度挖掘可能获致很不一样的景观,刘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精彩分析。他认为,从现代史学的角度来看,学者已经很难相信传统儒家所认可的三代之礼的损益,但以哲学的眼光关照,儒家将三代作为一个整体,并视之为理想时代,主要是围绕礼与德这两个因素展开的。在此基础上,又建构出文—质论、三统论、五德说,并为后代克、胜前代提供了理论基础。而这意味着这种历史哲学其实是一种政治哲学。虽然古史辨派以史学的客观性摧毁了三代观,但这种三代观仍然具有哲学意义,其体现的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哲学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立场优先而导致学术客观性与专业性缺失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黎汉基以相当精彩的论证检讨了《春秋》研究中以门户立场优先的陈规。长久以来,把自己偏好的门户当作是非对错的判准,并且以各种理由合理化门户之见,是很多经师视若常规的习性。不过,门户派性的做法,作为一种党派性思维,可能导致认识上的各种偏差。假如相信《春秋》经传是中国哲学专业合理的研究领域,便应该遵守专业判断的原则,理智地对待各种证据和推论。此一结论固是针对《春秋》研究的个案讨论,然足以启发中国哲学研究者更宽广的视野。而许雪涛注意到经典诠释中随文作注所涵部分与整体关系中的解释问题,随文作注的客观形势固然造成兼顾整体上有所不足,但注家主观上致力于对文本整体的关照,从而激发文本在思想更新上的创造力。这一视角的探讨,无疑是中国哲学研究如何实现从经典诠释到思想创新的转化的极好范例。

  结语

  本次会议学者就各自的视角对“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展开了深度探索与交流,这种探索与交流当然是开放而富有理性批判精神的,如刘伟尝试区分孟子心灵观念的两重意蕴:一、本心欲求义理,说明秩序感根于心灵;二、心灵感通外物,揭示万物一体相关;陈明借船山以“复礼”之学统摄“克己”之功,就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框架中安顿“义理之学”的传统等问题展开思考;而基于利玛窦、杨廷筠、艾儒略、德佩四人因沟通中西文化的努力而对“灵性”概念的创造性解释,潘大为探索了中国哲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建设性角色的主动性和能力。胡士颍则提倡将人文地理引入哲学思考,从而提出“哲学地理学”的想法;此外张清江围绕朱熹对“体物而不可遗”的阐释,试图呈现他如何说明鬼神与万物之间的关联方式,进而建构起与佛教思想相抗衡的义理系统;王慧宇从成书历史、影响的考察和译本中的儒家核心概念译介特点方面,分析了最早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大学》译本;龙咏霖则将古代中国“天”往往兼具神格与自然的矛盾现象,回溯到三代历政中的天道观与天命观。总之,“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虽是有待展开的愿景,但本次会议无疑指示了一个可期许的方向,即中国哲学应致力做体现中国文化精神或经验的哲学,在往思想的普遍性努力的同时,挖掘传统价值的根源。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不是封闭地“找哲学”,而是开放地“做哲学”,核心是建立一种现代学术的语言,令以哲学的方式言说中国思想成为可能,并使这种言说既是民族的、又是哲学的;既有地域特色、又有全球视野。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政务学院)

图为与会专家学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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