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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东学:考察山川异域中的学术互鉴理据
2020年03月04日 00: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梁花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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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史少博教授的新著《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多年来,史少博教授始终植根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2010年她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一年,从师于日本著名学者土田健次郎教授,开展了一系列合作研究,掌握了大量一手日本研究资料,先后出版了数部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著作。近年,她在“国学”与“东学”关系研究方面笔耕不辍。《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是继2012年《土田健次郎对儒家思想的研究与传播》、2015年《日本重要哲学家著作编译及研究》之后的最新研究成果,该书的出版,又为广大中日“国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学术参考。

  受思维惯性影响,我国学者研究近代“国学”,大多以“西学”为参照,而相对忽略了“东学”(即日本学术),而“东学”同样是影响我国近代“国学”发展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之所以这样讲,乃在于近代一批“国学”大家曾在日本旅居多年,深受“东学”影响熏陶,且他们所接触的“西学”,也大多是通过日本而传播的“西学”,因而中国近代“国学”的产生,不可避免地有其“东学”渊源。遗憾的是,这一事实被学者所忽视。正是基于以上学术研究现状,《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应运而生。全书分为四个主题部分,共二十四个章篇,近二十七万字。

  一、国学热背后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对国学本义的共识

  谈起“国学”,近年来,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的普遍感受便是“国学热”。倘若刨根问底,究竟何谓“国学”?“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何关系?“国学”是否就是儒学?是否等于四书五经之学?亦或者是经、史、子、集之学?学者们恐怕至今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这也侧面反映出了“国学”研究领域一直以来亟待澄清的问题,那就是对基本范畴的共识达成,以及对国学真面目的揭示。从《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第一部分可知,“国学”这一概念在我国虽古已有之,但近代以来所流行的“国学”概念实际上是个舶来品,确切说是借鉴日本的“国学”概念。基于多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持续研究,特别是通过梳理近代以来各种不同的“国学”之声,史少博教授提出了自己对“国学”的本义界定:“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古代经典为载体,研究以‘仁’为本体,以中国固有精神为导向、贯彻于古今与未来的一门学术。”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时空上看,“国学”乃贯穿一国古今的特有之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当中,“国学”也不例外。从空间上讲,“国学”应是一国特有之学,显著区别于其它国家和民族。这意味着无论是起源、萌芽、发展、成熟、转折,甚至是衰落等发展阶段,“国学”的发展均是以本国为主场,即“国学”的本根在本国。此处之所以不能强调绝无仅有或绝对区别,是因为各民族文化之间必然具有相通性、共同性,且民族文化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交流与交融,但这一点决不会弱化“国学”蕴含的“人无我有,人有我强”的基本特征;从时间上讲,“国学”必然形成于民族历史文化的累积,贯穿古今。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国学”决不可能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一门特殊学科,它必然是该国家、该民族自诞生那刻起,其民众在漫长的生活、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集中呈现,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之一。

  第二,从本质上看,“国学”乃精神之学,体现着国家之魂。国学形成于历史文化的累积,这注定了中国“国学”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其绝不等同于儒学,也不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从研究宗旨来看,“国学”区别于其它学科。具体学科通常以该学科具有普适性的一般规律为研究目的,而“国学”却是以贯穿一国发展古今的“固有精神”为研究旨趣。诚如日本国学者山田孝雄所言,“国学不能止于知识,要以直接揭示国家之魂为目的”。另一方面,从表现形式来看,“国学”虽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据,但却是能够“统一国内诸学,具有领导地位,综合各学科的有别于外来之学,并且具有本国特点的学术”。换句话说,“国学”乃是一国具有统摄性的精神之学,其表现方式或许多样化,但绝不等于古董杂货铺,因为“国学”以服务国家意识为第一要义,具有自己的本体。以中国“国学”为例,史少博教授认为,中国“国学”以“国”为本,以“仁”为体。中国“国学”之本体是中国仁学,因为仁学不仅凝聚了中国“国学”之魂,而且凝聚了国家之魂。在她看来,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尽管外在形式各异,但均以“仁”为体,如儒、道、墨等。“国学”是贯穿古今并对民族之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国家精神,而“仁”不仅贯穿儒、道、墨等中国固有思想文化流派,且体现了中国“国学”的核心精神,是异于外来文化的中国文化之魂。

  二、东学是中国近代国学产生不容忽视的文化背景

  第二部分是“背景篇”,以探究中国近代“国学”产生的“东学”背景为主题,主要论证中国近代“国学”借鉴“东学”的可能性。该部分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是中国近代“国学”产生时期的 “东学”背景脉络,近代日本“国学”、日本近代“国学四大人”的研究比较,日本近代“国学”中的“日本精神”,日本明治时期的“国学”与近代神道学的关系,日本近代“国粹主义”哲学思潮的演变以及近代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对“国学”发展的影响。通过介绍,读者可进一步明确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中国近代“国学”的概念源于东学。中国近代“国学”之名始与何人已无法考证,但时间基本可以锁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赴日游历及流亡的学者受“东学”感染而引入国内。日本“国学”形成于江户时期(1603-1867),以近代“国学四大人”为代表。“19世纪末期,日本面对一些学者企图全盘欧化的刺激,日本一些志士从世界文化格局中重新认识日本文化,提出了保护‘国粹’之说,于是‘国粹’的概念在日本流行。这自然感染了在日本的中国学者”。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我国便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起初人数寥寥,而1905年时却已增加到8000名,1906年更是达到12000名之多。既然中国近代“国学”、“国粹”、“欧化”等概念均来源于“东学”,那就极有必要梳理近代日本的“国学”发展脉络。

  第一,日本国学发展历经变迁,但始终以日本固有精神为研究宗旨。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来看,一般认为,契冲和尚(1640-1701)是日本“国学”的先驱,贺茂真渊(1697-1769)初步确立了日本“国学”的研究对象与根本精神。日本“国学”萌芽于远古时代,形成于贺茂真渊所在的江户时期,历经形成、昌盛、衰落、畸形发展与现当代新形式“国学”的兴起五个阶段。毫无疑问,日本“国学”自形成之日起,始终以研究日本固有的思想、精神,阐释日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为学术宗旨。在日本,以近代“国学四大人”的国学研究最著名,被认为开创了明治维新的指导原理。从总体上看,“国学四大人”的国学研究均极力排斥儒学、佛学等外来文化,极力推崇固有的“日本精神”,但他们的“国学”研究在研究中心上差异明显。“国学四大人”在日本虽声望极高,但他们极力排斥,甚至是污蔑儒学、佛学的偏激做法极不可取。

  第二,日本近代国学以推崇日本精神为核心。为了对抗长期以来支配日本社会的外来文化,是促使日本近代“国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导火索。从上古时代起,日本就陆续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儒学、佛教、基督教等。日本民众一方面逐渐接受着外来文化的渗透和滋养,一方面他们又不断思考并试图构建自己的文化体系,以期区别,甚至是“对抗”外来文化。例如“神道”一词的产生,正是为了区别佛教的传入。在日本学者看来,发掘日本精神是国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而作为“国学”的核心内容,对日本精神的阐释,只能寻迹于日本固有文化,因而便一度出现了提倡复古神道,排斥儒、佛的社会运动。

  对日本精神的阐释,日本近代国学研究者往往会追溯到成书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因其使用日本文字记载,一般被认为是研究日本精神的第一手资料。推崇“日本精神”是近代日本“国学”的核心内容,而日本近代国学中的“复古神道”是“日本精神”的思想支柱,“复古神道”在日本近代国学中的地位不言自明。日本学者小山松吉在著作《日本精神读本》中将日本精神阐释为“中心之魂”,是由拥戴万世一系的皇室而产生的君民一家、君国一体的民族精神。日本学者对日本精神的解读虽历经变迁,但以推崇日本精神作为“国学”核心的宗旨未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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