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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洛克“自然状态”概念的内在理论困难
2020年04月22日 17:43 来源:《哲学动态》2019年第4期 作者:聂敏里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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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一个已经引起人们激烈争论的概念。一些人主张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一个人类依照理性自然法充分自治的状态,但由此他们就无法解释在《政府论》中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或者,只能在“最小政府”的意义上来理解洛克的政府。另一些人则主张洛克的“自然状态”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霍布斯式的“战争状态”,而他们的重要理论依据恰恰就是在《政府论》中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洛克的“自然状态”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政府来作补充。施特劳斯则认为这是由于在《政府论》中洛克自身思想的不融贯和矛盾:他一方面将自然状态描述为一个充分自治的和平状态,从而无需政府;但另一方面又将它描述为一个一定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冲突之战争状态的无政府状态,从而一定要有一个政府来作补充。

  阿什克拉夫特在《洛克的自然状态——历史事实,抑或道德建构?》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矛盾。他企图诉诸对洛克“自然状态”概念之历史事实和道德建构双重特征的把握来化解这一矛盾。

  在笔者看来,阿什克拉夫特的这一论证策略并不成功。一方面,每当历史事实与洛克“自然状态”概念的设定不符时,就强调这一概念的道德建构层面的特征;而每当历史事实与洛克“自然状态”概念的设定相符时,就又强调这一概念为历史实际情况所印证的那些特征,表明它并不是完全脱离历史事实的,而是对历史事实的本质内容的把握。另一方面,每当洛克基于自然法对自然状态的理论建构出现逻辑不融贯和不自洽的地方,历史事实就会被拿过来作搪塞,将这些逻辑上的不融贯和不自洽说成外在的、偶然的和不重要的历史事实层面的问题。从而,历史事实与道德建构在阿什克拉夫特那里就各自成了对方的“救急神”,只要一方出现问题,另一方就立刻赶来援助。

  “自然状态”是一个有歧义的概念。这是因为,“自然”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有歧义的。休谟曾指出,“自然”概念至少有三种含义。如果人们不就洛克的文本本身来考察其“自然状态”概念的具体内涵,就难免会望文生义,根据自己习以为常的这种或那种“自然”的含义来设想洛克的“自然状态”概念,而这也就是人们认识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

  毫无疑问,休谟所说的“自然”的第一种含义不适用于洛克的“自然状态”概念,因为它会使“自然状态”概念失去严格界定的功效,而变得过于宽泛。洛克的“自然状态”无疑是一种政治状态。但是,洛克的“自然状态”一定具有休谟所谓“自然”的第二种含义。他将这一切提炼为一个基本原理,即“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拥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这就证明洛克的“自然状态”是就它普遍于一切人而言的。关于“自然”还有第三种含义。洛克的“自然状态”主要指人的政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普遍地具有自然法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那么,它绝不是一种前政治的状态,而“原始状态”概念所指的才恰恰是那样一种状态。

  对于洛克所谓的“自然状态”而言,恰恰不是自然而是自由构成了它的基础,而自由当然是人的自然存在之外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所以,洛克的“自然状态”概念严格地基于自然法的通常意义,它指向的是自然法规定下的一种普遍人类状态,它的“自然”内涵仅仅在于它对一切人是普遍的,但这是政治意义上的普遍。它是人类不同于自然存在物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这就是人的政治状态。

  在洛克那里,“自然状态”本身已经是一种政治状态甚或司法状态。正是由于在洛克那里,“自然状态”和“政治社会”概念不是一种相互否定、彼此取消的关系,他才会特别地认为政府不过是对自然状态的一种补充和救济之法。所以,自然状态对于洛克就是一种政治状态,它的“自然”是就这种政治状态的天然合理性和普遍性而言的,这也就使得它自然地构成了一切现实的、具体的政治社会的基础,这些社会的具体政府形式不是对它的否定,而只是对它的补充和完善。

  一旦我们掌握了洛克“自然状态”概念的关键点,我们就不会把它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或卢梭的“自然状态”混淆在一起。因为,这两者都指向一种前政治状态或原始状态,差别仅仅在于:前者将这种状态设想为特别不理想,从而,正是基于这种状态和为了摆脱这种状态,才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行为和由此而来的政治状态;而后者则将这种状态设想为一种对于人类生活特别理想的原始状态,而只是由于这种和平宁静的状态为人类的贪欲所打破,才出现了必要的社会契约,以进入一种政治状态。

  实际上,在洛克与霍布斯各自的概念体系中,倒是霍布斯的“和平状态”与洛克的“自然状态”具有本质的同一性。这不仅是因为在霍布斯的讨论中,和平状态是与自然法的确立关联在一起的,这恰好与洛克在自然法规定下的“自然状态”完全一致;而且是因为洛克自己就把“自然状态”看作一种和平状态,意即在这个状态下,由于人们能够依据自然法的规定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各项权利关系,从而人类就处于和平的状态中。

  尽管我们可以根据是否为一个政治状态,而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与洛克的“自然状态”明确区别开来,但是,只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与其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看成与洛克的“自然状态”互不相干,不如将它们两者看成内在紧密联系的状态。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洛克的“自然状态”产生的前提与基础,洛克的“自然状态”正是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通过自然法的理性运用而获得的。

  霍布斯对“战争状态”的规定是,“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他深刻地指出,甚至在已经存在公共权力的前提下,战争状态也并不消除,而就内在于和平状态之中。和平状态只不过是受到限制的战争状态罢了,它并没有彻底消除战争状态。国家即是强制权力,它的作用就是保护私有财产权,而在霍布斯看来,只是在私有财产权得到保护的地方才有正义,这也就是基于私有财产权对战争状态的限制。

  洛克在“论自然状态”章时,战争状态仿佛是完全在自然状态之外的,自然状态是一个在自然法之下的充分自治状态,即使偶有对这种状态的破坏或违反,也是被看作普通的刑事犯罪,从而完全受到自然法的有效管理和调控;它不体现为对自然状态的充分自治的否定,反倒体现为对此的证实。而在“论战争状态”章中,洛克也打算把战争状态作为外在于自然状态的一种例外状态来处理。

  但恰恰是在这里,一个逻辑上悖谬的情况产生了:正像战争状态并不外在于霍布斯的和平状态,相反,它是和平状态的基础和前提,并且始终内在于和平状态之中;同样地,在对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彼此之间关系的处理中,洛克虽然将战争状态与自然状态严格区分开来,但是,他又具有这样的理论企图,即,将战争状态合理地置于自然法的管理和调控之下,以使我们能够根据自然法来对他人合法地行使战争的权利。

  这样,洛克一方面企图将战争状态与自然状态明确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企图将战争状态置于自然状态的控制范围以内,这就彰显了其“自然状态”概念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自然状态仿佛是万能的,人永恒地处于自然状态的合理秩序以内,甚至战争状态也不例外;但另一方面,战争状态又不时地冒出来,对自然状态构成威胁。

  在《政府论》下篇第二、三章,我们会发现,战争状态在自然状态中的逐渐呈露是十分有层次的。首先是自然状态的充分自治,一个理想的和平状态。然后,出现了以刑事犯罪为表现形式的初级战争状态,它尚且是自然法可调控的,从而是可以与自然状态相容的。接下来,由于人们的私欲和偏见等,这种在自然状态之中的初级战争状态便升级为不再可能由自然法来消弭的状态,从而必须有一个第三方,也就是政府权威的介入,这时,政府出现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洛克的表述已经出现了矛盾。他一方面承认自然状态无法做到充分自治,从而需要有政府介入;另一方面,他又承认连政府也不能做到公正,从而又要回到自然状态之中来解决问题。在这里,他思想的犹疑、摇摆乃至矛盾就充分地表露了出来。最后,在“论战争状态”章的结束部分,甚至连政府都有可能解决不了在自然状态中渐次凸显出来的战争状态问题,从而只剩下了“诉诸上天”这一条解决办法。这时,不仅自然状态完全为战争状态所吞没,而且这种吞没不来自于自然状态之外,而恰恰来自于自然状态之内,自然状态是从内部被战争状态所侵蚀和吞没的。

  洛克在《政府论》的开篇描绘了自然状态的图景之后,他又随着自己论证的深入而将其破坏殆尽。初看起来,自然状态好像是由上帝或者是善良的精灵们所统治的黄金时代,就字面而论是一个没有政府的状态。它可以永久地持续下去;但不幸的是,“大部分人”“不严格遵循公平和正义”。

  施特劳斯戳中了洛克“自然状态”概念内在矛盾的根源,这就是有关一个绝对原子式的个人及其相应的“绝对个人权利”的设定,和有关这个个人“不得不与他人共处”的设定之间的矛盾。一个绝对原子式的个人也就是一个仅仅作为自身而存在的个人,因而他对自己的一切拥有绝对的主权,由此,他也就相应地拥有所享有的各项自然权利,这包括他对这个世界上一切与他现实相关或可能相关的人与事所拥有的自然权利。这就是一个纯粹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个体,它是洛克的“自然状态”概念、当然也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概念的基本前提设定。

  回到洛克,正是这种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的基本设定,即绝对的主权个体拥有对一切的无限制的自然权利,不仅决定了这些个体彼此之间永恒的战争状态——在这种战争状态下人们有限度地让渡个人权利,从而处于一种相对和平的状态;而且也决定了这种相对和平的状态最终无法维系,而必然被绝对主权个体的无限制欲求所打破。既然在自然状态下自然法的调控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个体之间的这一永恒矛盾,那么,很显然,政府作为自然法的代理人、作为第三方的权力主体介入也不可能消除这一矛盾。所以,洛克就处于这样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下:要么强化政府的权力,使它成为霍布斯式的利维坦怪兽,亦即暴力国家,以对自然状态下个人相互冲突的行为进行彻底管控——但这样也就否定了个人自由,也就否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即市民社会;要么就只能采取一种有限政府的立场,始终处于一种政府调控与自由放任忽左忽右的矛盾之中。洛克选择了后一种做法,而在理论上通过词句将这种内在矛盾掩盖起来。

  洛克思想中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亦即,原子式的个人和这样的个人同时又不得不是一个社会人的矛盾。洛克的“自然状态”概念试图掩盖或调和这一矛盾,但是,这一矛盾的不可调和的性质最终仍旧暴露出来,以至于国家也无能为力,最终只能诉诸天意。但是,如果我们一旦接受霍布斯式的绝对国家,那么自然状态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就会被彻底否定,个人自由也就会被否定,而这是洛克根本不能接受的。洛克的《政府论》堪称资本主义社会的《圣经》,它完美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刻的内部矛盾。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动态》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秀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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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聂敏里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马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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