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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论理查德•罗蒂的“自由主义乌托邦”
2020年04月27日 21:27 来源:《哲学动态》2018年第6期 作者:李晓林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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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以来的西方学界不仅有对乌托邦的反思批判,还有对乌托邦的重新建构。罗蒂的乌托邦重构,不再依据宗教、形而上学和马克思主义。那么,其乌托邦重构何以可能?依据又是什么?乌托邦蓝图将是怎样的呢?由于学界普遍重视后现代哲学解构的一面而忽视其建构的一面,比如重视罗蒂“后宗教”“后哲学”“后形而上学”一面而忽略其马克思主义倾向和乌托邦思想,所以本文力图对罗蒂的乌托邦重构理路作出辨析,指出罗蒂乌托邦重构之于当今社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哲学的对话。

  一 罗蒂“自由主义乌托邦”的诗性特质

  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一书的“导论”中申明,“本书中我的目的之一就是提出一个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可能性”。他把“人类团结”作为其乌托邦的最终目标,认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想象力”,正是基于“想象力”这一文化进步的刀刃,罗蒂建构了一个具有鲜明“诗性”特质的乌托邦。

  首先,罗蒂以“想象力”建构乌托邦的思想隶属于“宗教文化”和“哲学文化”终结之后的“文学文化”脉络。罗蒂将西方文化分为三个阶段:宗教为主导的文化、哲学为主导的文化和文学为主导的文化。罗蒂认同历史主义,反对将文化建立在普遍“理性”和共同“人性”基础上,并追随尼采把文学作为文化的中心,而文学文化的核心就是推崇想象力。因此,德国学者舒伦贝格将罗蒂的“诗性文化”称为“文学的或诗性的文化”。

  其次,“想象力”是罗蒂乌托邦思想的基石。作为后现代哲学家,罗蒂既非从康德“先验”角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角度把握想象力,亦非将想象力局限在美学领域,他发展的是杜威的“道德想象力”概念,即探讨想象力对于道德进步的作用。

  由于文学最能激发想象力,罗蒂的乌托邦诉诸文学的力量,主张“放弃理论,转向叙事”。罗蒂将文学视为道德进步的最好途径,当然,罗蒂关于“文学比哲学更重要”的论断是建立在“对道德进步而言”的前提下的。他认为哲学偏于理论探讨而弱于个体处境和命运的展现,因此,他以是否有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作为衡量文学和哲学高下的准绳,此可谓杜威思想的回响,与罗蒂对“哲学文化”的解构也是合拍的,由此他从哲学文化转向了文学文化。相比传统理论,罗蒂弱化了“想象力”审美自律性的一面,而强化了其现实维度,即从偏重美学意义的想象力转向了政治、道德意义的想象力。罗蒂要破解的难题,是现实社会的残酷和不公正,而不是理论上的僵局。所以,罗蒂的“想象力”概念在理论上或许并无独特建树,在社会实践上却是有力的工具。

  总之,罗蒂以文学来完善民主社会、建构乌托邦的思想,依然延续着席勒以来的审美乌托邦之路。席勒以审美实现人性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设想,成为后世各种审美乌托邦思想的重要资源,然而席勒所谓“自由的游戏”趋向的“自由”很难产生实际的社会作用,相比之下,罗蒂以文学激发“想象力”、唤醒“同情心”的设想似乎更具有可行性。即便如此,罗蒂依然是文学领域的精英主义者,着力分析的是高雅文学和严肃文学,对于通俗文学则不置一词。

  二 罗蒂“自由主义乌托邦”的自由主义特质

  罗蒂对于“自由主义”的界定包含了两个方面,即“不要残酷”和“人类团结”。如果说“不要残酷”是自由主义的底线,那么“人类团结”则是其最终的目标。

  由于后现代的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罗蒂不再探讨“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学理依据,而是认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自由主义思想家史珂拉“残酷为首恶”的观点。史珂拉关注的是较少为学界提及的“寻常之恶”,即“残酷、厌世、虚伪、势利和背叛”,其中“残酷”是首恶,因此史珂拉的自由主义又称为“免于恐惧的自由主义”。史珂拉指出,若想更好地理解残酷在人性中的体现,相比哲学探讨,文学和戏剧更为有益。史珂拉这种以文学艺术实践其自由主义主张的思想,对罗蒂产生了深刻影响。罗蒂对于“残酷”的理解包含两个方面,即肉体疼痛和心灵屈辱。他认为人类团结不必基于共同民族、国家、宗教,也不必诉诸共同人性,而是基于与动物共有的身体“疼痛”和人类特有的“屈辱”体验,因而他将“不要残酷”奉为自由主义的底线。

  而对于自由主义者的目标“人类团结”,罗蒂也没有为其寻找形而上的理论依据,而认为它就是无限扩大的“我们意识”,能够超越民族、国家、团体的狭隘利益。笔者认为,罗蒂对于“自由主义”的界定从“不要残酷”扩大为“我们意识”,其实已把很多同路人排除出去,未免是对自由主义者的苛求,缺乏对作为陌生人的“他们”的警惕。罗蒂“将陌生人想象为受苦同伴”,不仅预设了陌生人的善意,也预设了陌生人的弱者地位、同伴身份,而未考虑陌生人的潜在威胁。罗蒂后现代的自由主义尽管没有宗教信仰作为依据,但依然有宗教的博爱胸怀。

  关于“人类团结”的可能途径,罗蒂同样诉诸文学感召而非哲学思辨。罗蒂因此推崇作家的工作,强调“文学”尤其是“小说”的作用,认为小说能够激发想象力,进而激发情感的灵敏度,使读者摆脱对于陌生人的麻木冷漠,如此人类团结就能够“被创造出来”。罗蒂思想的意义在于,他捍卫着自由主义的最低价值准则,使得自由主义从理论落实到实践。罗蒂思想的困境则在于,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博爱精神可能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三 罗蒂“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反讽主义特质

  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导论”中说明其乌托邦的另一特征是“反讽主义”,即对进行“循环论证”的“终极语汇”的消解。罗蒂这里所说的“终极语汇”概念与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一切“宏大叙事”需要用“微小叙事”加以取代一样,罗蒂意义上的反讽主义者质疑一切终极语汇,不再寻找“本性”“本质”“实在”之类概念,而是不断地尝试“再描述”。反讽主义的伦理意义在于,如果说保罗·德曼看到的是反讽的消极方面即主体的疯狂和毁灭,罗蒂则强调的是反讽的积极方面,认为反讽意味着人格和思想的成熟。

  但作为质疑一切终极语汇的哲学家,罗蒂并未给出乌托邦以详细方案,而只是进行大致设计,并给予一代代后来者以“再描述”乌托邦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罗蒂的乌托邦设计表述为:私人领域内个体有充分的自由,是自我创造的审美主义者;公共领域内残酷现象愈益减少,而人类团结愈益增强。这个乌托邦是反基础主义的,不以上帝、理性、意识形态作为依据;这个乌托邦是反讽主义的,不断自我质疑、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其“乌托邦”建构中蕴含着自我解构,或者说“乌托邦”自身包含“反乌托邦”的因素,因而理论上能够杜绝极权主义。从实践层面而言,每个人对于乌托邦应取双重态度:一方面充满热情地想象设计,一方面对此设计有清醒的批判意识。

  四 “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传统”

  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雅各比的《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一书区分了两种乌托邦传统:蓝图派的乌托邦传统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传统,前者是对未来的乌托邦予以细节刻画,后者则并未提供细节,而是依靠一代代后来者继续想象规划。按照这一区分,罗蒂似应被归结到“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传统”之列。罗蒂的乌托邦设计立足于现实进行渐进式改良,它放弃了对于细节的刻画,将减少人间残酷视为底线。

  罗蒂设想的是人类共同的乌托邦,即全球成为幸福、公平、自由的所在。为此,罗蒂对于联合国的地位寄以希望,他主张加强联合国的力量以积极影响世界局势,因而避免了虚无主义和怀疑论的倾向。

  尽管罗蒂作为反讽主义者不会提供细节规划,可他还是遐想一个和平自由的美好社会,而且是全球化的乌托邦蓝图;尽管罗蒂批评基督教的上帝崇拜、基督重临、来世期望之类信条,可他还是主张从《新约》文本中发掘博爱精神;尽管罗蒂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可他还是主张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吸取对于现实和未来的乐观想象。这些不是罗蒂的自相矛盾,恰恰是他作为一个后现代理论家之价值所在,即吸取一切合理的思想,抛弃一切美化自身、排斥异端的企图,进行一切可能的改革。罗蒂主张不应期待天国或者共产主义的来临,每个人都应致力于当下社会的点滴改变,因此,“我们应该感激这两个文本,是它们帮助我们改善自己,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我们的愚蠢自私和暴虐成性”。

  总之,作为后现代学者,罗蒂没有给出“自由主义乌托邦”以详尽规划,而是寄予诗人、革命家以及后来者的想象力。罗蒂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尊奉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即“不要残酷”,力图避免实践过程中乌托邦走向残酷暴虐。罗蒂反讽主义的怀疑精神,从理论上说能够及时发现、阻止乌托邦走向极权主义。尽管如此,罗蒂乌托邦设想的不足之处依然显见,首先是夸大了想象力的作用,而忽略了法律完善和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其次是对“强力诗人和乌托邦革命家”同时成为反讽主义者的可能性未免过于乐观,而忽略了其权力欲望;最后是对于反讽主体可能滑向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缺乏足够的警惕。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动态》2018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马云飞/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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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晓林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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