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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西方解释学的第三次转向——从哈贝马斯到利科
2020年05月27日 21: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作者:何卫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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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严格地讲,解释学问题真正成为哲学问题是从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开始的。西方现代解释学作为一场哲学运动发展至今,大体上经历了三“波”:第一“波”是认识论、方法论的解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第二“波”是存在论的解释学,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第三“波”是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解释学,以哈贝马斯和利科为代表。

  如果用正统的观念看,可以说从施莱尔马赫到狄尔泰主要走的是解释学的古典路子——认识论-方法论的道路,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走的是解释学的新路子——生存论-存在论的道路。那么在伽达默尔之后,解释学似有一个新的趋向,那就是在更高层次上走向两者的综合,它主要是由哈贝马斯、利科开启和引导的。

  一、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所引发的问题

  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是当代解释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尽管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多有误解,但它的意义却不能被抹杀。

  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解释学的反思和批判展开的。哈贝马斯致力于对人的理解的先决条件的再认识,将“兴趣”引入认识论并作为它的基础,对以往的先验哲学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从而将认知的价值因素和动力因素纳入进来。这样,就既为他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同时也发展出一种批判的社会认识论,这种社会认识论不仅与解释学是交叉的,而且径直通向一种新的解释学——批判解释学。

  哈贝马斯承认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反对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具有合理性的一面,但又认为伽达默尔的非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立场仅仅突出解释学存在论,过于在 “真理”与 “方法”之间造成尖锐对立,有可能使解释学的批判和反思的意识降低。针对这一点,哈贝马斯强调解释学必须纳入意识形态批判。

  哈贝马斯要通过分析和批判的方法使扭曲的交往达到正常的交往,因为扭曲的交往带有强制和虚假的意识。哈贝马斯虽然不否定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批判用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那一套方法来把握社会科学上有正确、合理的一面,但认为过分强调“真理”与“方法”的对立就无法实现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因为如果只是突出解释学的存在论意义,意识形态的扭曲与合理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说明,而这需要批判反思的方法才能做到。

  伽达默尔认为哈贝马斯(还有阿佩尔)误解了他的解释学反思的要求,弄错了他的作为一切理解要素的“应用”的含义,“他们深深地囿于科学理论的方法主义之中,因此他们总是注意着规则及规则的运用,他们没有认识到,对实践的反思并不是技术”。伽达默尔这种反批评虽然有他的理由,但显然过于简单化了,终究还是没能让对方信服。

  二、利科的回应及引申

  利科非常注重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的争论,并从辩证的高度予以分析和总结。这也是他推进解释学第三次转向的突破口。

  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最初被看成是解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之争,后来被理解为一场扩大的解释学的内部之争。对利科来说,这场冲突不应导致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一种相互承认,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种综合性的超越。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既然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时间性、历史性的存在,那么这就决定了在理解方面认识论和方法论隶属于存在论,从此出发才有可能提出理解的先结构是人类偏见得以恢复的条件。

  海德格尔指出,世界属于此在自己的存在,对生存的领会总是对世界的领会。伽达默尔从这一点出发,强调“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如果说,海德格尔提供了一种源始的解释学或本源的解释学,那么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具有一种居间性,主要将前期的海德格尔源始的解释学衍生到以历史性为基础的精神科学的解释学,它相对自然科学的知识论更加本源。也就是说,伽达默尔基于一种新的眼光,将这种解释学与人文科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联系起来了,接续了施莱尔马赫、德罗伊森和狄尔泰的传统。

  在利科看来,海德格尔对此在由以构成的先结构向方法论上的解释学循环返回并不感兴趣,而正是在返回途中解释学才有可能与批判尤其是意识形态批判相遇,因此利科要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返回运动所引起的困难入手,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语言解释的理解的派生模式或衍生模式的合法性,只要这种派生或衍生模式得不到揭示,理解的先结构的基础性就不可能得到揭示,因为只要没有其他事物从基础之物派生或衍生出来,基础之为基础的东西就不存在。

  利科洞察到:解释学从认识论—方法论走向本体论,类似柏拉图讲的“上升的辩证法”,然而在此之后还应有一个如何从本体论返回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它类似柏拉图所谓的“下降的辩证法”。海德格尔注重了“上升的辩证法”,而伽达默尔完全理解从基础或根本向衍生或派生的下降的辩证法,这就是从海德格尔的本源解释学走向精神科学的解释学。

  伽达默尔实际上要在海德格尔的本源解释学的基础上,衍生出或派生出一门精神科学的解释学,而这正是利科感兴趣的,甚至将其视为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贡献。也就是说,在利科眼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不仅很好地体现了由局部向一般、由认识论向本体论这两种运动的综合,而且已经启引了由本体论向认识论、方法论返回的开端。

  总之,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之争所引出的问题是发人深省的,它挑明了这样一点:解释学和批判不可分离,而批判涉及反思性的认识,认识就会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利科洞察到了这一点,他的解释学不仅受伽达默尔的影响,还受哈贝马斯的影响,其一生都在作批判的反思和搭桥即中介的工作。

  三、利科对哈贝马斯的发展与推进

  哈贝马斯从意识形态反思和批判方面强调立足于存在论基础上的解释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性,而利科不仅于此,还着重从通达存在论的“捷径”和“长途”对比的角度来强调立足于存在论基础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他和哈贝马斯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解释学的第三次转向中,他们之间是开端和进一步深化的关系。

  利科之所以要走一条不同于海德格尔“捷径”的迂回的“长途”,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海德格尔回避了这样一些重要问题:解释学如何向解经学,即文本的理解提供方法或工具?如何建立与自然科学相对的历史科学或精神科学?如何对相互冲突的解释进行仲裁?而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海德格尔的回避甚至取消就不存在了;其二,海德格尔从来没有考虑解决理解和解释的特殊问题,他要将历史的认识从属于存在的理解,前者是从后者衍生出来的,但海德格尔没有向人们提供任何方法去表明,在什么意义下,历史的理解衍生于这种本源的理解,即存在的理解。而从衍生的认识形式追根寻源,回到本源的形式岂不更好?

  基于上述理由,利科不走“捷径”,而走迂回的“长途”来达到解释学与现象学的嫁接,这种迂回实际上就是螺旋式上升的圆圈,更带辩证性。这就要求不能将“真理”与“方法”对立起来,他是以语义学的探讨和反思的探讨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的。利科在这方面对海德格尔批评较多,主要不满的是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缺少上面讲的语义学的迂回和反思的中介。而上述利科对海德格尔的直接批评实际上包含着对伽达默尔的间接批评,虽然他未提及伽达默尔的名字,因为伽达默尔的精神科学解释学主要是从海德格尔的源始解释学发展而来的。

  不过利科承认,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还是有所不同的,他的解释学不仅体现了从局部向一般、从认识论到存在论的发展这两者的综合,相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伽达默尔这方面的研究已标志着从存在论返回到认识论的开始,并将其视为伽达默尔的贡献。但伽达默尔并没有真正解决解释学如何从存在论回归到他已与之分离乃至抛弃的认识论问题。

  利科在解释学上的推进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论战的反思;另一个是对海德格尔存在论解释学简单化倾向的批评,其中隐含对伽达默尔的批评。它们是内在相关的,并为利科本人进一步从存在论向认识论、方法论返回的解释学奠定了基础。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利科明确地强调了这样一点,对于理解和解释的探讨不能只在存在论的层面,而且还要从认识论—方法论的层面进行,后者是通达前者的必要途径。当利科将语义学作为中介,从而与解经学联系起来,也就与文本联系起来,并通过从文本到行动,扩大到社会历史世界,这样解释学就与整个精神科学相涵盖,在这片广袤的领域,解释学的三个层面——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达到了一致。至此,所有这一切被打通了,从而具体实现和落实了利科作为一门文本现象学的解释学,它可视为是对于伽达默尔的作为一门理解现象学的解释学的推进和丰富。

  四、解释学的第三次转向与朝狄尔泰的回归

  西方解释学的第三次转向是立足于前两次、尤其是第二次转向的。经过第二次转向,理解不再被看作是一种认识方式,而是一种存在方式。无论哈贝马斯还是利科都承认这一点,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两人仍是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现象学解释学的方向上来加以推进的。从哈贝马斯到利科,解释学开始走上存在论与认识论、方法论相结合的道路,也可看成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向狄尔泰的返回。

  受康德的影响,狄尔泰最初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出发,融入心理学去为精神科学奠基的,并从此角度去致力于相应的历史理性批判,最后走到了解释学,虽然未能完全摆脱新康德主义的窠臼,但由于他将认识主体归结为人的生命,这样就开始走向了作为精神科学之基础的人的存在,从而使得他的解释学有一种越出认识论和意识哲学的倾向,进入到一种接近存在论或生存论的解释学,从而达到一般新康德主义者(包括卡西尔)尚未达到的高度。

  利科对狄尔泰一生着重探讨在历史文化和精神科学各个领域里作为人类存在特性的“生活展现”同人的“理解能力”之间的关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狄尔泰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之前为解释学的哲学化作出了决定性贡献的哲学家。

  西方19世纪后半叶,精神科学的自主性与合法性的问题日益进入到议事日程,继德国历史学派之后,狄尔泰已意识到在这方面移植自然科学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只有从现实反思到人的生命或生活这个根基上,才能对精神科学本质作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另外,利科突出迂回的“长途”的反思哲学与狄尔泰的联系更是明显。他指出,如果反思没有狄尔泰所说的生命在其中得以客观化的各种表达的中介,那么反思只能停留于空洞的直觉。狄尔泰的解释学公式——“生命—表现—理解”——应从相反的方向去把握,它表明:理解并不是直接理解“生命”,而是通过理解生命的“表现”去达到对生命的“理解”。

  从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哈贝马斯、利科的解释学基于存在论开始向认识论和方法论回归,并在更高层次上靠近了狄尔泰。狄尔泰整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维柯早已表达过的一个基本观点:历史的理解者和历史的创造者是同一个主体,因此作为这个主体的人能够理解他所创造的历史,因为在这里认识的主体同时又是其认识对象的生产者,并在此基础上将解释学模式归结为“体验、表现和理解”的关系,它有时也被表述为“生活、表现和理解”的整个生活世界的(存在)状况的结构。

  总之,狄尔泰的思想,尤其是1900年以后深受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影响,以“体验”、“表达”和“理解”为总体模式的解释学已开始将生命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融在了一起,虽然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自觉的清理和反思,但可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这一点对我们深有启发。从这个角度,笔者认为,说哈贝马斯、利科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向狄尔泰返回是有根据的,这里的“更高的层次”系指经过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之后。

  可以说,哈贝马斯、利科开始建立起由存在论向认识论、方法论返回的解释学,这是一条下降的道路,它显示了这三者统一的趋势。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秀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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