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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自由、尊严与主体权利 ——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伦理向度
2020年05月29日 12:51 来源:《哲学动态》2019年第7期 作者:徐艳东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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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复兴时期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现象, 与之密切相关的是, 自由说话与交谈的人类能力被视为通向终极善与幸福的首要门径, 其重要性曾被反复强调。诸多的史料都可证明,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语言保持了高度的敏感与关注, 语言第一次真正成为人的对象物。“语言之恶”开始被视为一种“根本恶”。语言与人的关系自此被改变, 语言曾经拥有的权力以及语言造成的那些权力压迫突然蒸发, 人开始与语言争夺那些曾经毫无争议的属于语言对人的权力。语言首次以语言权力的形式被纳入普通人的道德生活世界, 普通人因重新获得了语言的使用权而扩展了主体性自由, 主体随时走出自身, 并在与他者的连接中不断印证着自身的尊严与价值。

  一 从“语言民主”到“道德主体”

  欧洲的近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从语言的近代化开始的。作为西方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欧洲文艺复兴首先涉及的就是“俗语运动”, 而这场运动又以“语言权”的争夺为核心。这种语言的根本性变革直接带来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 并对人的道德实践领域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首先, 俗语运动将语言与人真正连接起来, 人能够在语言的帮助下掌握自身, 从而构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体。在中世纪, 在旧的宗教话语的整体性控制之下, 从严格意义上说, 人只是作为一种对象而不是主体“在世”。拉丁语作为一种外来语, 尽管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推广, 然而远未得到普及。这种语言到处存在, 却与人们真正的日常生活根本隔绝, 只有当它以命令或者教义宣传的形式到达人们那里时, 才会对人的实际生活产生突然性的影响。在这种指令性的语言面前, 人只能是被动的, 人被外在于自身的语言驱使, 并被语言背后的权力控制, 难以形成并实现自由意志。俗语运动首先要做的就是用一种来自人们具体生活实践中的语言替代外部的强制性语言, 并使其上升为普遍的公共语言, 从而为主体自由意志的产生与运用打下语言的基础。自由意志是道德意志和道德实践的基础, 只有具备了自由意志, 我们才能够说一个人是一个道德主体, 也才能够对他进行现实意义上的道德评价。

  其次, 俗语运动真正发挥了语言的“黏合”作用, 从而将分散的个体整合进了整体性的伦理社会之中。除了整体调控政策下的人口迁移和被动的自然与战争灾害, 造成中世纪大范围的社会交往难以发生的便是旧语言的切割与限制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俗语运动让语言的穿透与黏合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语言成为人们摆脱属地控制的有效工具, 越来越多的个体走入人群, 并由此形成了广大的社群与社会。人不再像中世纪时终生面对的是少数熟人, 而是在语言的驱动帮助下迅速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陌生人社会。正是在社会, 尤其是广大的陌生人社会, 人的交往属性才能够归于近现代意义上规范伦理的定义之下。

  最后, 对“语言权”的争夺还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人权意识的觉醒。进入文艺复兴世界, 语言中携带的权利被重视, 并开始逐步引向“语言权”的重新分配。自由作为近现代人权理念的核心要素, 除了意志自由不容忽视的首要地位之外, 语言自由也构成基础环节。描述或表达的权利构成现代人权的重要事项。文艺复兴时期, 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语言对人性现实发挥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他们认为最初的语言学的诞生本就是为了探索人性, 在各处反复强调语言学研究绝不应该远离人。既然理性被看作人性的本质, 而语言功能又是理性功能的构成基础, 丧失了语言能力与言语自由, 属于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将难以获得最终保障, 其他方面的“积极”的人的权利满足更不可能实现。

  二 交谈、身体权利与自由

  俗语运动倡导一种“新口语”。“新口语”直接反对的便是旧拉丁语中僵化的书写性, 努力将停留在纸上的语言带进人们的日常交流之中, 并以此将主体带入新的道德世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极其强调感觉与情感的重要价值, 对于中世纪修辞学片面强调逻辑与优美而致使言辞完全脱离情感的做法异常不满。他们不仅强调语言的可感性、可说性, 而且更加重视语言的可听性。语言不再是被灌输的, 也不再是以抽象的语法结构远离生活世界的, 而是从生活世界收集并提炼的。正因为新语言制定中极其强调收集来源的多样性, 并且在此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各民族语言的差异与共同性, 择实用性而取, 这种新语言在帮助普通人树立自身主体性的同时, 还在主体间交往中无限加强和拓展了主体性。新的语言自由为近代的主体自由铺平了道路, 并将其纳入无限广阔的生活世界中。

  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口语与交谈的无限重视相一致的另外一个维度便是“身体的出场”, 确切来说是普通人的身体出场。文艺复兴时期, 在新口语的助力下, 个体的身体获得了极大的解放, 身体逐渐能够使用自身。语言连同身体一起出场, 语言在哪里, 身体便经常在哪里。人们不再封闭于室内, 而是要求主动恢复古代世界曾一度流行的对话传统。口语与对话牵引出主体的身体, 形成了一种“身体间性”。新的语言权成就了新的身体权, 一个“言说的身体”不仅反对任何形式的身体束缚, 还会直接拒绝被动的身体沉默。借助直接性的身体, 人与人在交往活动中彼此直接照面, 亲自商谈共同事宜, 从而在极大范围内促成了新的实践理性生成与运用。

  严格说来, 文艺复兴前的欧洲中世纪世界只有部分人可以被称为主体, 并且, 这些勉强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主体也只是部分主体, 因为在中世纪神学的话语体系中, 身体与欲望这些属于他们的正常部分是不被承认的, 欲望被看作身体的, 而非主体的,身体与主体是相互分离的。文艺复兴时期, 身体告别了“原罪”的贬低与污名。欲望和身体都有了自己的语言, 都要表达自身, 欲望不仅是精神的, 还有身体的, 两者始终是联合的。我们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说某人是一个主体, 然后可以说这个主体是有着自由权利的可能与合法基础的。当欲望与身体的合法性在思想与现实中获得肯定之后, 身体才被解放出来, 从而能让主体充分释放语言之外的语言——姿势的语言。至此, 语言在主体身上不再是空洞与抽象的, 而是具体与实在的。语言在表达自身的同时, 身体也在行动, 两者共同完成了主体表达的丰满与现实性, 并且由此为主体构筑了一个自由展开的现实与保障空间。

  三 语言生产与人的尊严

  在近代, 人的尊严问题的正式提出并获得有效论证出现在文艺复兴时代,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批思想家, 他们依据自身的思想背景, 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人自身拥有的卓越尊严的有效证明。但丁认为, 人被创造后的第一句话是对上帝说的, 说的内容也是“上帝”,作为上帝最重要造物的人因“说话”并第一个“说出上帝”, 这在证明了上帝的伟大与慷慨的同时, 也有力证明了人高于其他万物的特殊价值。文艺复兴时期影响巨大的费奇诺也在对柏拉图著作的诠释中, 从人在宇宙中的功能性位置证明人的特殊尊严价值。著名的皮科也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论人的尊严》一书中, 从“神的创世伊始便赋予人的特殊地位”的角度论证了“人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奇迹”。以上文艺复兴思想家对人的尊严的论证, 大都是在神学世界观内并围绕人在宇宙中的功能性地位进行的。

  大概在同一个时代, 与上述观点同时并存的是另一条关于人的尊严的证明路径, 它接近于一种本体论, 而这种本体论证明首先是关于“语言符号存在论”的。其想要说明的是, 人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人自身携带的具有发现和破译世界符号的语言能力。当时流行的费奇诺主义学派重新诠释了普罗提诺的“太一”及柏拉图的“理念”概念, 认为宇宙最终由这个“一”维系着, 万物皆与“一”有关。与中世纪形而上学不同的是, 这些思想者认为最高实体并非是静默抽象的, 而是将各种符号和语言密码埋藏进了它所创制的世界包括人自身之中, 人完全可以通过知识获取来反向揭秘终极实在。为了认识符号性的终极实体以及完成属于人的先天任务规定, 人们需要将分散的符号语言整合起来, 并通过“知识拼图”的形式还原世界的最高面貌。由此,人具有了认识本体语言信息的能力, 而这一点在人之外的其他造物是永远无法达到的, 这即是人自身的卓越性尊严的最佳证明。

  此外, 文艺复兴时期与人的尊严相关的另一种证明, 同样与语言和符号相关, 这一路径以人身上特有的符号 (语言) 的生产能力为实际出发点。文艺复兴时期, 人们不仅具备了发明语言符号的能力, 而且还努力将新发明的语言符号应用到新事物和新世界的创造与改善中, 并以此表现出人高于普通万物的尊严与特殊价值。文艺复兴人与其他时代的人们相比, 更有一种雄心, 即将发现世界与改变整个世界作为生命的最终目的。文艺复兴时期, 人们努力在世界万物之上言说, 在各种物之中打上自身主体性的印迹, 并努力摆脱中世纪与创造物终生隔绝的生活境况。由此, 语言生产作为人的自由创造能力的表征, 被处在人之外的世界事物具体表现了出来, 人不再仅被看作“听者”或者“说者”, 而且还是宇宙新事物的真正创制者。人不再是神的奴仆, 而是有着主体性和特殊尊严价值的存在者, 这对于摆脱中世纪的精神与人身依附, 从而跨入近代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世界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

  综上所述, 作为一种特殊的世界存在类型, 文艺复兴首先是一个重新发现语言并且制造语言的时代。事实上, 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俗语运动以及广泛意义上的语言生产, 没有新口语造成的面对面交谈以及身体伴随对话的一同出场, 人们将很难从旧的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转入近代启蒙社会的现实生活, 道德实践、交往理性与道德责任等在旧语言形成的封闭世界中也同样难以成立。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新语言, 就不会真正形成近代意义上的主体, 当然也不会在现实交往中产生出真正的道德主体。从基督教话语以及拉丁书面语中“突围”出来的文艺复兴人不仅自由了解和掌握了新语言, 与此同时还在不断发明新语言, 并在实践中将新发明的语言在广泛的客体事物上实施与铭刻。正是在这种对语言的自由掌握和熟练使用中,人的尊严价值与自由权利获得肯定, 并推动欧洲世界完成了向近代化的实际转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动态》2019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马云飞/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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