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哲学 >> 来稿首发
群星思想(三):突围的“普罗透斯” 谢林
2020年07月03日 16: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秀伟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普罗透斯:希腊文protogonos表示“最早出世的”。普罗透斯是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神,也是谢林当时在德国知识界的绰号。

  关于谢林:

  谢林是“德国唯心论三杰”中活得最久的,费希特1814年去世,黑格尔1831年,谢林1854年,在黑格尔死后,谢林还活了23年,而在这期间,谢林在黑格尔批判的基础上,构造了一种不同于黑格尔的思辨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谢林是“德国唯心论”最后的完成者,因此“德国唯心论”并非一条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单线进路,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相互—批判的整体。

  “启示哲学”也绝非基督教哲学,或者神学,而是一种“要把启示这种最自由的行为也纳入哲学考察”中的“更高历史哲学”,整个“启示哲学”实际上仍然是一种思辨的体系。黑格尔死后,教职一直处在空缺状态,柏林当局一直希望身在慕尼黑的谢林前去接替,但有人阻挠,直到10年之后的1841年,谢林才得以前往柏林。谢林在柏林讲授的就是“启示哲学”,当时的听众包括克尔凯郭尔,恩格斯,巴枯宁,布克哈特,亚历山大•洪堡等人。其中克尔凯郭尔的“启示哲学笔记”也是谢林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为什么只有在20世纪哲学的语境中,谢林才能愈发得到重视?海德格尔为什么称他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是“德国哲学,乃至西方哲学史上最深刻的著作”?瓦尔特·舒尔茨为什么说谢林才是德国唯心论的终结者?华中科技大学王丁博士将带你领略谢林的哲学风采。

  “王丁:突围的‘普罗透斯’——谢林及其晚期哲学”讲座回顾:

  2020年6月30日晚,华中科技大学王丁博士通过在线视频做了一场关于“谢林及其晚期哲学”的精彩的讲座,对谢林及其晚期哲学思想给予了清晰的梳理。本次讲座随是贺麟讲座第三讲,主题是“突围的‘普罗透斯’——谢林及其晚期哲学”,主讲人是华中科技大学王丁博士。王丁首先点出了“普罗透斯”的两重含义:一是谢林自己的思路的变化无常,二是把握他的这种变化无常的基本方法论问题,即普罗透斯无法被“捆住”,只能“包围”。接着,他介绍了关于谢林哲学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基于谢林哲学对我国学界而言较为陌生,他的讲座以对谢林哲学分期以及晚期哲学基本特征的介绍开始,主要介绍了谢林晚期哲学的五点贡献:1.通过批判黑格尔指明理性自身的界限,2.扩大康德理性批判的范围,3.通过批判亚里士多德揭示形而上学的边界,4.对“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的区分,5.通过“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构造了一种不同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王丁讲座的主题,即谢林这个“普罗透斯”的“突围”,主要锚定在“存在”与“自由”这两个主题词上。谢林晚期的主导问题是“为什么毕竟有某物存在,而无倒不在?”,而这个问题在谢林的语境中,被理解为了being为什么要as being呈现和实存出来的问题。在这个前提下,谢林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虽然提出了being as being这个问题,但马上就把这个问题转化为了what is being,进而遗忘了being首先要as being呈现出来的这个“源初事件”。黑格尔则把这种“遗忘”推向了极致,这体现在他对逻辑学开端的构造中。而这种遗忘本身就使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这个哲学传统无法对being as being这个事实进行一种肯定性的、意义赋予式的说明,进而也无法肯定一种高于理性思辨的自由,故而只是“否定哲学”。而“肯定哲学”则是一种对“否定哲学”的补充,即在自由这个更高维度上对人之存在意义和理性存在这个事实的“历史性奠基”,而这就是谢林在突破思辨唯心论之际对哲学做的更高贡献,并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了实质上的影响。

  讲座结束后,北京大学先刚教授,复旦大学丁耘教授和陕西师范大学庄振华教授分别对内容进行了评议,主讲人也逐一回答了听众的问题。

  同行评议

  北京大学  先刚

  关于谢林后期哲学的一点感想

  王丁的这个讲座标题里面提到了善变的海神“普罗透斯”,但他实际阐述的恰恰不是谢林的“变幻莫测”的一面,而是其后期哲学中的一条恒定的思考线索。根据我的学习和研究经验,在德国古典哲学“康费谢黑”四大家里,难度最大者非费希特后期哲学和谢林后期哲学莫属,但费希特后期哲学主要难在那种几乎不可尾随的纯粹思辨探索,而谢林后期哲学除了在这方面不遑多让之外,更加上一种将人类全部精神现象包揽在内的宏大历史叙事,对普通研究者而言,不要说从中抓取出其关键线索和核心宗旨,单是处理其庞大的思想素材就足以让人殚精竭虑。有鉴于此,王丁以那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毕竟有某东西存在,为什么无不存在?”为线索,梳理出谢林后期哲学的基本问题域,不但澄清了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的划分,还把它们与另一个核心问题亦即“自由”问题结合在一起,这些工作实属难能可贵,对我们了解谢林后期哲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王丁的论述非常精彩,他对于谢林的具体观点的分析我基本上都赞成,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言,而是补充自己的一点研究体会。在我看来,谢林后期哲学的核心,或者说其划分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的实质,是重新恢复“绝对者”(das Absolute)在字面上的原本意义,以超越性(Transzendenz)“补充”(实则是超越)内在性(Immanenz),从而在“自由”的名义下为那些晦暗的、偶然的、非理性的东西保留一个永恒的缺口(这意味着那些东西具有绝对独立的本原和价值),以免它们被冷酷森然的理性秩序所吞噬。这个倾向从《世界时代》开始已经显露端倪(比如其对于“超神性”、“超存在”、“超理性”等一系列“超XX”的强调,以及“哲学的第一步就在于超越世界”之类说法),直到在其后期哲学中达到系统的完成。反过来,内在论(以斯宾诺莎和黑格尔为最大代表)作为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其核心追求恰恰是这种理性秩序,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谢林的后期哲学在其宏大叙事背后的基调始终是论战性的,有时针对黑格尔,有时针对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有时针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但我们也知道,超越性和内在性之争其实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它早已体现为宗教(信仰)与哲学之争,哲学内部的不可知论与绝对理性主义之争,宗教内部的否定神学与启示神学之争等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体现为后期谢林与早期谢林之争。谢林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一是在于他站在德国唯心论的巅峰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深度,二是在于他深刻理解和掌握对立立场,不是将其排斥,而是希望通过“补充”的办法达到二者的更高统一体,即一种以他自己的哲学为主导的“永恒同盟”。

  在谢林的后期哲学里,超越性和内在性之争主要是在两个战场亦即“存在”问题和“上帝”问题上展开的,其战果也分别在哲学(比如海德格尔)和宗教(比如梯利希)里得以延续。因为王丁的这个讲座主要涉及的是“存在”问题,所以我在这里也围绕这个问题多说几句。

  从巴门尼德直到黑格尔的内在论传统,撇开其精微的概念辨析不论,都是讲“存在存在着”,存在就是存在者,存在就是开端和终点,并且思维与存在同一;这些哲学家绝不是不懂或者忽视了后来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存在论区分”,遗忘了“存在”,而是根本就不承认有什么绝对地超越于存在者之外的“存在”,换言之,存在和存在者之间充其量只是范畴上的区别,不是真的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然而后期谢林恰恰制造出一个位于存在(存在者)“之上”或“之前”的某东西,它作为“自由”,本可以不存在,但毕竟还是存在了,去“作为”(als)“存在”了,于是这个存在落入黑格尔的思维或理性的手心,被打造为一个内在论的大全一体(虽然谢林坚持认为就连这个“存在”也是理性所不能把握的,是“不可预思之在”,而在这个问题上,谢林的超越论有堕入近代二元论的危险)。但再怎么说,这个东西仍然是“自由”,始终保留着它的超越的非存在的一面,而这是理性永远也把握不了的。这些思想虽然被谢林用晦涩的思辨语言包装得十分严实,但其实是不难理解把握的。简言之,如果说黑格尔是从存在出发,推导并认识一切存在者,那么谢林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追问为什么竟然有存在,为什么“那个东西”就存在了,如此等等。黑格尔没有读到谢林的这些玄思,否则他一定会质问谢林:你说的“那个东西“,你关于它所思考和言说的一切(包括你使用的“为什么”这一对比关系范畴),岂非都是依赖于存在自身的诸范畴?既然如此,你怎么能主张一个绝对地超越于存在者之上的“存在”呢?退一万步讲,你说的这个神秘莫测的“存在”和我说的那个就是无的“纯粹存在”有什么区别呢?你说我在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之上炮制出来的逻辑学是一个僭越,那么你在我的(以及你本人早期的)大全一体哲学(现在被你称作“否定哲学”)之上炮制出来的“肯定哲学”又何尝不是一个僭越呢?

  幸运的是,谢林不必回答这些质问,否则他大概会被逼入埃申迈耶尔的“非哲学”的绝境了(他当年就是用类似的质问批驳埃申迈耶尔)。当然,他反过来对于黑格尔的以“纯粹存在”为开端的逻辑学也多有批评。我不打算在这里对谢林和黑格尔之争作出简单的裁决,而只是希望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即当代热议的德国唯心论在谢林后期哲学中的所谓的“完成”,只不过是古老的超越论在更高层次上的复辟,但自在地看来,它未必就是成立的,也绝不可能得到黑格尔的承认。这场争论涉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的一个转折点,即人们对黑格尔式的完满的无所不包的内在论哲学,进而对古典的哲学理想失去了信念和信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期谢林囊括“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的貌似更完满的庞大哲学体系同样遭到抛弃,只剩下“存在高于思维”、“理性的自我颠覆”之类观点得到当代人们的珍视,这个珍视虽然从学术经济的角度来说对于谢林是大大有利的,毕竟让他从沉睡一百多年的死狗忽然变成大家热议的对象,但从事情本身来和哲学真理来看,受到肤浅的当代人的珍视却不是什么好兆头——,不再相信什么至高无上的理性,不再相信理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高呼“回到康德”口号的新康德主义是在这个时候兴起,为什么老早就极度推崇康德而贬低黑格尔的叔本华是在这个时候才得到重视。因为就连谢林也在其后期哲学里一改当年对于康德哲学乃至经验论的批评态度,转而对它们推崇备至。至于当初已经被黑格尔埋葬,后来又复兴的德国浪漫派哲学,其之所以死灰复燃,也是因为他们在反对理性或至少是限制理性这件事情上与时代精神达到了高度一致。简言之,时代精神已经走到了转折点,进入一条下行的道路,即便黑格尔能够死而复生,他的声音也必定会被淹没在时代的大声喧嚣之中。

  正因如此,谢林的后期哲学更应当得到重视和深入研究,因为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其思想深度和高度绝非当代流行的那些粗鄙的超越论者可以比拟。更何况在谢林漫长的六十年的整个哲学思考里,超越性和内在性的张力始终存在,而这也是谢林哲学最为独特的魅力之一。

  复旦大学 丁耘

  如何抓住谢林这个哲学的普罗透斯?

  王丁讲座的开头用了谢林的那个有名的绰号(谢林偶尔也用来自嘲或者说反唇相讥),普罗透斯,以象征谢林哲学的变化多端,也隐含了演讲者抓住这个哲学海神的不易。在古希腊神话里,英雄们通常是环抱住普罗透斯(而不是简单地抓住他的肢体),来迫使他说出秘密(阿喀琉斯的父亲也是这样得到海洋女神忒提丝的)。抱住是围绕全体的。海洋只能被范围、限制、阻拦,水流与波澜当然抓不住。这就是说,对于谢林哲学,抱住全部,才能抓住部分。王丁试图用来捆住这个普罗透斯的,是两根来自海德格尔的绳子:存在与自由。

  在评论王丁的讲座之前,我愿意再多讲几句谢林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谢林研究有特殊的难度,有点类似柏拉图研究。一方面,谢林自己说过,自己是以无角色的对话录的方式写作的。另一方面,谢林的著作本身,和柏拉图对话一样,有一个权实了不了义问题,换言之,用谢林的不同著作作为基点,得到的谢林哲学的整体面貌也就不同。单用思想的发展变化(早晚期之类套话)去梳理这种不同,可能并没有真正抓住谢林研究的复杂性,正如这种方法也并不适合柏拉图那样。谢林的复杂,是“本原”或“绝对者”在同时存在的不同思想处境下(我们只要点出夹在科学、神学之间,夹在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夹在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之间的这一系列多重处境)的必然折射。谢林与黑格尔都是试图“集大成”的。既在哲学史上,也在哲学上。谢林既然拒绝用概念与逻辑去完成这件事,那么这种集大成就不可能把“融贯”当成优点,正如谢林把普罗透斯当成精神自己的特征那样,不断变换基点,不断整个重写体系,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谢林形象的变化多端,另一方面也与谢林研究者基点的漂移有关系。然而,恰恰由于谢林自己诡谲多变,谢林研究者,除了具有基本的灵动,能跟得上谢林的变化之外,也还应具备基本的定力,不能被他不断变化的节奏带跑——这就需要自己紧紧抓住文本或问题上的基点。在英语钝根哲学主宰学院的时代,王丁的灵动是非常突出的。同时他也在努力培养自己的定力。这篇讲座,很明显将文本基点锚定在《启示哲学导论》,将问题的基点定于存在与自由。虽然讲座中的各种观点仍然比较密集,对于初学者甚至有点繁复,但王丁还是给出了一个清晰简明的判断:“谢林晚期哲学是一个以存在问题为主线、以对哲学进行二分为方法、以自由为旨归的总体科学体系”。

  这个概括当然非常海德格尔。王丁的海氏哲学背景,是把他和先刚等谢林研究的领军人物分开的东西。但只要涉及到谢林哲学的具体内容,这个概括背后不那么海德格尔的东西就会浮现出来。讲座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作为起点,讲了谢林与黑格尔与整个近代哲学的关系。第二部分顺着近代哲学的最终问题,引出谢林在另一方向上的探索。它固然可以被称作“自由直观”(区别于理智直观),但更合适的名称可能是意愿(“任意”)与意志。第三部分就在“本原”意义上考察意志。

  所谓“存在与自由”,当是演讲者对第二个部分中近代哲学最终问题的概括。这个概括高度依赖于谢林与海德格尔明示的共同问题,也就是出自莱布尼兹的“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不是一无所有”(海德格尔在1949年《形而上学是什么》第五版导言中提及这个问题时,附谢林于莱布尼兹之后)。但这个概括,一方面并未点出海氏重提此问的真正背景——根据的本质问题,存在与自由在这个问题中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亦未指出从莱布尼兹到谢林,提出此问题的切近上下文——神与世界或自然之关系问题。这一上下文可将海德格尔与谢莱二氏区别开来,海氏的根据之问,主导的是自由,而谢林之问,主导的是神。虽然自由与神都可以在原初根据、非根据或离根据上贯通起来,但抓住“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不单是“有有无无”问题,对于把谢林研究从海德格尔的阴影下解脱出来,仍有很大的帮助。

  简单地说,可以将康德哲学作为谢林、黑格尔、海德格尔一度共有的起点(这是谢林研究的一个相对最合适的出发点)。三者的出发点可以暂且定为“先验辨证论”(《存在与时间》之后开始的转向,体现在海的康德解释里,就是从原理分析论或更确切地说图型论转到先验辨证论),海氏的出发点是宇宙论理念(自由),其渊-基(Ab-grund)之说,世界之说,甚至包括与时间的关系,都可以从第四个二律背反(尤其是其反题)中找到踪迹。但海氏对先验理想(神),除了考察“本体论证明”之外,反而较少注重(海氏哲学与神学本身的关系是另一回事)。谢、黑则相反,其最终问题,在先验理想(神)。先验理念(自由)是在考虑神与世界关系问题的情况下,必须诉诸的中介。简单地说,神只在被思考为世界的原因时才是自由。而自由,无论在康德那里,还是在谢林甚至黑格尔那里,都更系于意志。黑格尔说,“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海德格尔在以“自由”(或“根据”)为主线解释了德国唯心论(尤其是谢林)之后紧接着解释尼采,或者说批判意志形而上学,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谢林与海德格尔的差别,对于我们固然有意义,对于谢林自己来说,他与黑格尔的差别才是决定性的。讲座中频繁涉及的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的差别,应该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简单地说,黑格尔不认为意志与思维可以分开,因此前者必然与后者一样具有规定性(参见《法哲学原理》第4到第33节)。在黑格尔那里,意志不过是特殊的思维方式(把自己转变为定在的那种思维)。意志是趋向被规定者的实存的意志,而非仅仅趋向“大全”之在的意志。这就是说,实存与“是什么”是无法分离的。克服是什么与实存的分裂的典范是亚里士多德的隐德莱希学说(讲座里说到,谢林指责亚氏的循环。但谢林没有指出,这个所谓循环归根结底就是隐德莱希之圆)。那种与实存分开的概念,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他说的“表象”。黑格尔解决所有这些指责的法门就是用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当然被自身意识辩证法所推进)解释的“思有同一”(他批判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诉诸的就是思有同一。本体论证明是谢林与海德格尔也志在必夺的“必争之地”)。而谢林及海德格尔(尤其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的“存在”,是存在者“整个儿”的存在,万有、世界的存在。这与其说可追溯到柏拉图,不如说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某些脉络下可以更充分地解释。

  总之,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之争,与这样一个问题无法分割——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还是意志与存在的关系,去认识神。意志作为“使存在”,只能是本原(万物之“始”)。谢林“意志本原论”的努力,比后世(同样从康德哲学出发的)“唯意志论”更为深刻、宏大甚至精微,从“意志”出发,对形式-质料,本质-实存,观念-实在,自然-精神这些原先从努斯、思维、理性传统去贯穿的问题,可以看到不同于传统的面目。而对于纯粹质料,或不被“是什么”规定的单纯“潜在”这些后黑格尔哲学主题的崛起,也与谢林哲学的意志本原论路向密切相关。

  最后,可以设想其它的可能性,彻底穿透德国唯心论,既不从思维,也不从意志入手通向“自由”。这类可能性下面,除了海德格尔哲学,也还有无为、无住、无本的东方哲学传统。

  是的,用更浩瀚的大洋收了这个普罗透斯,也是抓住一片海洋的方式。

  陕西师范大学  庄振华

  王丁博士的讲座尝试呈现谢林晚期哲学的内在结构,并以颇类似于海德格尔的笔法,在西方形而上学史与思想家个人思想发展史的双重背景下凸显谢林肯定哲学对于近代内在性世界观,乃至对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整个形而上学的突破性意义,即对于“实存发生之遗忘”的克服。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该讲座将谢林获取肯定哲学的方式概括为“人之意义追问”和“理性的绽出”两条路径,即人类对生存目的与意义的追寻,以及凸显理性理念自身超越理性之外的存在,这对于我们了解谢林“哲学二分”的“急迫性”,并在适当的层面上与谢林思想再次进行卓有成效的“对峙”(Auseinandersetzung),或有棒喝之效。

  这里不揣固陋,对讲座的主题补充两个考察视角,或可稍稍弥补讲座篇幅有限、不及细论之缺憾。

  一、在西方形而上学史上,强调绝对者超出理性之外的思想家代有人出,主要以“(新)柏拉图主义”之名闻世,而且谢林本人对此亦有自觉,因此我们在勘定谢林“存在之主宰”一说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时,宜细不宜粗,不妨尽量明确谢林批判工作的针对性,这样可以避免无意中给人留下一个泛泛的印象:谢林批判整个形而上学史。这一派思想家思路的总特征是,强调绝对者(太一、善理念等)有超出理性所能理解的一面,我们甚至都不能说它“存在”;正如讲座中提到的谢林对笛卡尔上帝存在论证明的批评一样,认为它“必然存在”的那种看法已经是以理性匡范绝对者了,从而只能得出一种可能性(理性所能理解的面貌),而根本不是现实性(绝对者自身在实存方面自由或偶然的发生)。但这种不可理解的绝对者恰恰是一切可理解事物的前提,从而我们不得不以“否定”(否定神学)、“跳跃”(埃克哈特)或 “猜测”(库萨)的方式接近它。柏拉图虽然屡屡称颂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但真正认识到人类追寻绝对者时必然陷入“二律背反”的却并非巴门尼德,而是他本人。斯彪西波等老学园派诸人虽对这一点有所绍述,却零星而不成系统,系统论述的任务由普罗提诺完成。此后在基督教恩典学说与自由意志论框架下,至少先后有奥古斯丁、埃克哈特、库萨对此有明确的自觉与阐述。而谢林肯定哲学则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话语中复兴了这一流传久远的学说。现今在德国风头正健的“明星”教授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的研究就有一部分关注谢林与上述传统的关系。

  虽然如此,形而上学史的另外半边天也并非单纯错误的,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这两位并不强调绝对者超越性与实存发生的思想家亦不失其深刻意义。虽然谢林洞察到二人思想的界限,但正如谢林自己有时也承认他们的“否定哲学”是哲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正如释义学(诠释学)郑重其事地提醒人们承认历史上许多虽经“以讹传讹”形成,却也塑造了意义世界的“传统”的价值,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仅凭其精准而深刻地描述人类囿于可理解世界时必会踏上的条条道路,便居功至伟,值得人们反复玩味,否则人们必然会遭到历史的嘲笑。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而言,重要的并非在两派西人之间排定座次,从而“选边站”,而是在沉潜玩味西方思想种种精义的同时问一问,我们自己该怎么办,中国思想中丰富的资源对相关的问题有何启发?

  二、基督教生存模式与时间观对谢林的影响也不容低估。以奥古斯丁自由意志论为典型的基督教内心化世界观,一改古希腊哲学将理性、可理解性归于形式、理念(谢林将后者称为“观念东西”[das Ideale],实有接续古代传统的深意在)的做法,在人的内心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但这从来都不是一片封闭的天地,而是作为深通神人关联的信徒们反思现世生活、找寻真正自我与生活之路时所寻得的一个观测点与起跳点,它必须作为上帝创世格局的一个关键枢纽,与上帝沟通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否则不仅不能使人提升,反而令人因贡高我慢而走向封闭,堕入恶的渊薮。魔鬼的手段从不新颖,无非利益与恐吓两途罢了:“经上教导的路太艰难了,是在扭曲本性,而我给你的东西不仅易得,还合乎你的本性”。

  这种返回内心以为起跳之点的模式不仅仅是信徒的信仰之路,还深刻塑造了西方人看待事物的基本方式:从此以后,“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成了人们行动的基本格局,用哲学术语来讲,便是奥古斯丁阐述的时间性三一结构(记忆、理解、意愿)成了西方人行动的基本模式。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无求无得,求故不得”的尴尬局面,这一点黑格尔在对哀怨意识(苦恼意识)和基督徒生存困境的阐发中已多有揭示。

  但黑格尔或许还没有意识到,问题远不只是个人意识与生存境况那么简单。当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序言”中讨论存在根据(ratio essendi)与认知根据(ratio cognoscendi)之间关系时,这两个术语的实质含义早已不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首卷第二章中讨论“最可知的知识”时所思所想,中间经历的最大思想史转折便是上述“求而不得”的生存模式的出现。谢林与黑格尔这两位昔日的同窗好友构造体系的方式及其差异,也莫不与此相关。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纯存在),固然是以世界已然实存为前提,是在思维中对其进行“抽离”后的结果,但黑格尔这样做,在他自己看来实乃事出必然: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可思议之事,包括有与无、好与坏,都必须以世界已然存在为前提(无论那是多么抽象、多么稀薄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仅存在,而且有着万物皆具的一些基本存在方式(统一性、实体性、本质性、思辨性等),而这些基本存在方式则需要在一个逻辑过程中渐次展开。黑格尔只是没有意识到,存在必须以某种其自身无所谓存在与否(因为存在还不可谓述它)的绝对者为前提。他或许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从认知根据逐步进展到越来越深的存在根据的做法,已经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思路,而是一种基督教模式了。那么退一步在更大的视野下来看,谢林超出实际历史的那种历史哲学,是否也在相当大程度上被奥古斯丁以来的时间性三一结构塑造了呢?

作者简介

姓名:李秀伟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马云飞)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