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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思想 (五):时代精神的先知与搅动者 ——席勒与雅各比
2020年07月29日 17: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秀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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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勒与雅各比,兼具了哲学家和诗人的身份,他们用哲学的精神创作诗,而他们的诗人气质也深刻地影响了哲学的路向。

  德国浪漫派的小施莱格尔在他的《批判断片集》中说:“小说是我们时代的苏格拉底对话。”从一开始,文学的经验和它们所要寄托的世界观整体之间就有着深刻的关联。

  施莱格尔说,诗是“整个周遭世界的镜像,是一个时代的图景”,一种关于诗之精神内核的理论和哲学探讨本身必然也要成为一首诗。

 

  2020年7月24日晚,黄钰洲博士围绕德国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时代精神,作了题为“时代精神的先知与搅动者——席勒与雅各比”的精彩讲座。

  讲座回顾

  黄钰洲:时代精神的先知与搅动者——席勒与雅各比

  黄钰洲博士开题首先介绍了把两位哲学家放在一起的原因。黄钰洲指出,他们兼具了哲学家和诗人的身份,都是在用哲学的精神创作诗,而他们的诗人气质也深刻地影响了哲学的路向。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他们打破诗人与哲人之间的界限绝非是出于个人思想关切和出身背景的偶然,而是有宏大的问题路向和整体精神之根,从一开始,文学的经验和它们所要寄托的世界观整体之间就有着深刻的关联。

  接着,黄钰洲重点介绍了席勒和雅各比的哲学关怀。席勒和雅各比共同关心的时代教养是:人们开始反抗启蒙冷冰冰的理性法则和抽象的道德观念。启蒙坚信的一切常识、道德和宗教都必须只能通过理性才能获得证立,理性本身取代传统和启示的地位,成为了信仰,人们相信,理性是普遍的、无偏见的和客观的。但是很快人们就揭示出了这种纯粹的理性概念是一种人为构造的抽象,是一种把理性从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和人类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妄想。在雅各比看来,这种理性非但没有支撑起道德、宗教和常识的本质真理,反而,当它被一贯地表达并推至极限,就是不得不拥抱无神论、宿命论和唯我论,这样上帝没有了,自由没有了,外在世界、他人甚至连自己的存在都没有了,我们就成了所谓的“虚无主义者”。由此他指出虚无主义的本质是:世界只不过是没有了任何神圣性和幻影,我们唯一能肯定的实在,就是“无”本身,所有的理性探索和批判最终都归结为这个唯我论的结果,一切都是由“我”所设定的,除此之外一切皆无。

  席勒的哲学研究,主要是起于对康德批判。黄钰洲主要围绕“自然和自由”阐述了席勒决定性地参与康德和黑格尔之间划时代的哲学事件以及对自由的态度。

  黄钰洲指出,席勒以他的激情鼓舞了整整一代人,而这种激情的产物正是“德国唯心论的发明”,正是基于此,我们称席勒是“时代精神的先知”。 在席勒看来,为达到康德的道德理想,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形式化的理性自主性必须要根除人一切的自然欲望和倾向。席勒认为,不能把道德完全归之于理性,人之扎根于自然的方面也要得到承认。卢卡奇在他的《青年黑格尔》中曾指出,德国哲学从主观唯心论向客观唯心论的转换是通过美学、特别是由席勒来实现的。黑格尔在《美学讲座》中承认,自己从艺术感中汲取了营养,这种艺术感就是反对那种为义务而义务的抽象无限性、那种无内容的知性的思想,这种艺术感是哲学在对整体和和解进行认识之前,就要求实现和达到这种整体和和解。

  席勒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对启蒙时代教化的反思。启蒙哲人认为他们已经占据了真理,但是在席勒看来,启蒙的原则是片面的,当它在实现的时候,要么是法国大革命的血腥,要么就是德国式的冷漠,这种分裂在观念上的对应物则是理性与自然的二分。因此,席勒认为,为了恢复人和世界的完整性,必须把在康德那里分裂开来的自然和自由两个层面重新统一起来,必须寻求理性和感性之间的和解。他认为,贯通两种自由的是美。席勒虽然没有像后来的黑格尔那样,把康德哲学看作是分裂的现实的观念反映,但是,他认为应该以一种不同于康德哲学的方式去理解自由。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中,黄钰洲认为,雅各比是一个被忽视、被误解的人物,就像雅各比自己对自己的评论那样,是“有权有势的异端”。在黑格尔心目中,某种程度上来说,雅各比的地位要比康德重要。德国古典哲学专家Birgit Sandkaulen评论说,雅各比是一个哲学的内行人,他的哲学构想和语言运用方式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是哲学异端,他的哲学有时候似乎可以看作是一种反哲学。为此,黄钰洲深入地剖析了雅各比开启泛神论之争,复活了斯宾诺莎哲学这一重要事件,指出雅各比把斯宾诺莎带到了哲学争论的中心,并借莱辛的口说出“在斯宾诺莎哲学之外没有任何哲学”。 在雅各比之前,人们并不认为斯宾诺莎的哲学是一种完满的、体系化的哲学,而雅各比则认为,穿透斯宾诺莎几何学论证方法的外皮,最核心的就是斯宾诺莎哲学的一元论。雅各比的哲学路向是:赞成斯宾诺莎同时又反对斯宾诺莎,而这种两面哲学(Doppelphilosophie)的性质,就是说斯宾诺莎的哲学一方面是最为完满的哲学、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完成,同时这种完满的哲学又取消了自由——这也就决定了雅各比整个思想路向的轨迹,哲学在得到完满之后它就必须要倒转到非哲学、信仰那里去。在雅各比看来,斯宾诺莎完满的哲学固然令人赞叹,但是它否定了神和人一切的意志自由,也就是否定了我们人生命的一切可能与张力,我们作为自由的行为创立者的信念就此泯灭了。雅各比认为,自由是“一种不确定的力量”,“能够被导向所有可能的方向”。雅各比由此提出了他对虚无主义的指控,他所谓的虚无主义指的是一种极端的唯我论立场,它认为在意识之外,所有一切的客观实在——上帝、外在事物、他人的心灵、甚至自己——都是可疑的,它只活在自我铸就的观念囚笼之中,一切都不过是这种观念构造出来的表象、幻影或者说,无。雅各比因此提出面对这种虚无必须进行“致命一跃”:“所有的事情就在于,我从决定论中直接地得出反对决定了,反对一切与决定论相关的东西。”在雅各比看来,信仰是一种先于一切推理的实践,在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意义上,基督教促进了信仰的实施,另一方面我们又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宗教观念而投入其中,信仰对我们而言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直接的确定性,信仰以实践-生存论的方式扎根在每个人所熟悉的‘终极原因’、也就是行动中。”雅各比由此指出理论和实践、理性和信仰的关系:不是信仰需要理性然后才能获得辩护和夯实,而是,理论、理性本身需要来自直接确定性的信仰才能获得自己的真正根基。

  讲座最后,在互动环节,围绕良知人格与致命一跃的关系、虚无主义、雅各比的此在与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切的交流。

 

  同行评议

  余玥 四川大学

  “六经注我”?

  ——黄钰洲博士《时代精神的先知与搅动者》评议

  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关于雅各比的介绍文章中,我曾写到“国内学界尚未真正认识弗里德里希?海因希?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这个狄德罗的学生,与莱辛、哈曼、赫尔德、维兰德、歌德交情匪浅的人,这个康德的同时代人及其哲学的第一代批判者,这个将斯宾诺莎哲学真正引入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人,这个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破坏者、门德尔松的论战对手,这个一生与康德、莱茵霍尔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几代德国古典观念论哲学大师周旋不休者,荷尔德林、让?保罗曾经的精神导师,在国内未被学者郑重提及,更不用说熟悉其文献及贡献了。”九年过去,令人欣喜的是,国内也开始有了对雅各比较为深入的关注和研究。尽管如此,雅各比仍然经常被作为反启蒙甚至反理性主义者、作为危险的“情感哲学”代表、作为论证不精的“信仰哲学”宣传者看待,这些说法大多来自哲学史的片段和口耳相传哲学逸闻。

  在雅各比自己的年代,他也了解这些误解。雅各比自己就在其小说《阿威尔》(Allwill)前言中就曾对人们戏称他为“感觉哲学家”或“情感哲学家”加以调侃:“也就是说,当这男人还是小孩儿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个空想家,幻想家,神秘主义者……但这些称谓我一个都不敢当”。

  在德国,雅各比哲学的真正复兴,是二战之后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复兴运动一并到来的,这一复兴运动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重返原著,也就是重返论争现场和思想的起源。原著重修从来都是思想史上的大事件,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时代的理解已经进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在那里,旧有的解释范式已不再够用,我们必须从根底上重新面对事情本身,并通盘整理我们思想缘起和变形的脉络。而在大量的全集重修计划中,《雅各比著作集》和《雅各比书信集》也荣列其中,两者都由波鸿大学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中心暨黑格尔档案馆负责,属于此机构在2015黑格尔全集历史批判版结项后目前最大的著作重编计划。而在研究方面,1999年出版的珊特考伦(B. Sandkalulen)著作《基础与原因——雅各比的理性批判》,标志着对雅各比在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进程中隐秘中心地位的全面研究和重估。随着高质量原著整理和研究在近二三十年间的持续推进,使得我们今日不必再受限于长久以来对雅各比的误解,而深入诸般论争之实情。

  黄钰洲博士的长篇演讲,借助上述工作,我们有机会一窥这些论争实情的复杂程度和爆炸性意义。讲座虽然是关于席勒和雅各比的,但后者显然是重头戏,占据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尽管如此,那也只能主要聚焦于斯宾诺莎之争,而不涉及雅各比发动或参与的其它大争论。由此已可看出这些论争的范围之广大。而选择这场争论作为切入口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它的确具有其后所有争论的原点意义。无论虚无主义批判,理性(更好地说:知性)的界限,体系哲学批判,永恒的时间批判,还是历史性实践的优先性,都已经在这场争论中以高度清晰的方式展现了出来,而后又将以各种途径进入到雅各比与其它伟大人物的论争中去。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虽然黄博士以旁征博引的气度和抽丝剥茧的精神,非常好地看到了论争的关键点,但他却在这一切之前事先做了如下说明:“我们首先总结一下雅各比论战的基本策略,必须要申明的一点是,雅各比对这些哲学家的批判是六经注我式的,他对这些哲学家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们的思想原貌要打一个问号。”并且由此引入对雅各比方法是一种“一贯性癖好”的批评。事情真的是如此吗?

  雅各比曾经用一个比喻来调侃费希特哲学,说它是一只圣诞长筒袜,上面满绘日月星辰,山川风情,但只要从一个线头开始拆解,这一切图景不过就是一根线的往复编织而,没有任何东西是实在的。相反,雅各比也用过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方法,就是他从不曾希望一片森林全部是从一条根上长出的。正因为如此,他整个一生最重要的哲学见解大量集中在通信之中,而从来没有想过要构建一个“体系”。假如说雅各比有着反对启蒙和反对“理性”的倾向,那么这也绝不是说雅各比反对自由的重要,人格的尊严,知识的进展或理性的高贵,而是说反对用体系的一贯性方式去建构启蒙观念,让空洞的“理性”(知性)来回编织世界。而对此的应对之道,是紧紧跟随这些体系性的想法,并以往复探讨的方式揭示其彻底化之时的危险之所在。正因如此,在其著名的康德批判中,雅各比说,他的一切批判目标都不是让康德变成荒谬的,而是通过反复研究关键问题,去展露其彻底“理性”之倾向的危险。同样,黄博士随后为了证明雅各比“一贯性癖好”所引用的那个谈话:“问题不在于费希特最终怎样认为或者说试图教导什么,而是说,依据他的原则必须认为和教导什么”,也从属于这样一种思路:通过跟随作者的思路,如他那样来设想问题并且比他想得更深,在此基础上,再开始自己的思考和反驳。事实上,这正是雅各比难以阅读和难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除非深入到最核心问题的诸般变形之中,否则雅各比的说,似乎就只成为一个又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灵感般的零碎洞见,尽管这些关键洞见不断地在各个地方和各个时代得到重复:无论是关于斯宾诺莎的自由问题,关于康德的物自身两难,关于歌德的伦理亲和性缺陷,关于费希特的理性虚无主义倾向,还是关于谢林的神性化自然的疑难等等。一个只是“六经注我”的哲学家,怎么可能在一生之中从不间断地掀起这些无疑是实质性和关键性的讨论?

  而关于黄博士就此提到的、费希特与雅各比在实践哲学上的争论(他用这个争论来说明雅各比方法的不适当性),不是此处能够展开详论的。值得一提的是,正如黄博士反复引用珊特考伦的说法,“雅各比的目的是要凸显人的行为之经验、生活世界的实践的意义,或者说‘原初的实践以及实践的非命题性显露(Erschlossensein)是无法用理论来解释的’”,费希特的行动哲学(非常清楚的是,知识学的探究也是始于并朝向之的)正是接续了雅各比这种实在“原初行动”经验主张而做的哲学努力。当然,这种努力在费希特看来正是雅各比的方向,所以他才会写信给雅各比说,尽管雅各比对他知识学是虚无理性的纯概念编织的逻辑学批评十分正确,但自然法和伦理学却显示出了雅各比自己追寻的行动的实在性,因此费希特才请求他对此的关注,而莱茵霍尔德对雅各比的抱怨很大程度正是费希特这一态度的另一版本。这里值得注意的关键事实是:费希特是将雅各比作为其同道者和能够理解其苦心者来看待的!而雅各比的回应,也并非不能理解费希特的关心,它毋宁指向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这后来也成为荷尔德林、诺瓦利斯等人叛离费希特的关键动机之一):那种被声称的实在行动,同时是“由知识学而来”的理论形态,但恰恰是这一基础,费希特自己也承认了其“虚无主义”的特性!这样一来,雅各比真的是不管费希特的努力,只是径直对费希特进行的六经注我式的宣判吗?

  回到讲座的主线。它关系到雅各比著名的“斯宾诺莎主义”和“反斯宾诺莎主义”。在这里我们更能看清雅各比真正的方法是什么:这是一种极其严肃和认真的“Auseinandersetzung”,而非什么“六经注我”的独断。黄博士在这个部分的讲述十分精彩,它赅备周全地展示了斯宾诺莎之争各方面的状况和意义。自这场争论之后,斯宾诺莎就成为无论体系还是非体系(如赫尔德和歌德)的德国古典哲学所共有的最重要底色之一了。在这一精彩的讲述中,黄博士特别提到了“雅各比认为,‘他(斯宾诺莎)真正想要实现的是:对有限和连续事物的一种自然解释,但是这既不能通过他的新表象方式也不能通过其他任何一种方式予以实现。’斯宾诺莎之所以无法兑现自己的哲学承诺,就在于时间问题。有限世界如此清晰可见、实在的存在如此强大,这就逼迫着斯宾诺莎必须要在永恒与时间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雅各比看来,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时间并不是被彻底地否定了,不是说一切都被瓦解在了永恒之中,而是说,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陷入到一种悖论中,陷入到了一种‘永恒的时间’的矛盾规定中,而他同时又试图掩盖这种规定。……也就是说,当我们从世界来看事物时,我们就要把有限物内在于神之中,这就是一个把有限物永恒化的过程,但是有限物作为时间性的实存它始终要生成、消失和变化,这样就产生了永恒的时间这样一对矛盾体。”这一段落十分关键,不仅因为它是斯宾诺莎哲学的核心疑难,而且因为也以各种方式存在于康德的先验想象力学说中,在费希特的以知识学为基础的时空理论和其后的实践哲学开展中,在谢林一辈子追问的永恒与时间的关系中,也在黑格尔“历史的画廊”和逻辑学的永恒规定的张力中。它以一种最集中的方式展现出了有限(时间性存在者)与无限(永恒存在)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以及以后者为中心的体系哲学建构内含的问题:内在于体系的有限实在时间存在者解释,必定导致对之的永恒化和其实在优先性地位的消解。我们此处当然无法展开所有这些分析,但雅各比对斯宾诺莎相关的分析足以成为一个优良的起点。

  稍有遗憾的是,这一相关分析在黄博士的讲述中并未展开(这并非一个缺点,因为此次演讲内容已足够丰富)。它集中反映在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相互矛盾的两个命题之中,而在《斯宾诺莎书信》附录七中(它被珊特考伦称为雅各比“隐秘的主要著作”)得以揭示。在命题21中,斯宾诺莎主张凡出自神的属性者,必定永远无限存在,而在命题28中,他却主张所有有限事物都只有在因果的时间链条上才能存在和发生作用,这就是说,有着两种存在样态:神性永恒的和时间链条上有始有终的。斯宾诺莎一方面主张要严格区分这二者,另一方面又主张后一种时间却必定要被把握为前一种,因为内在神才是唯一的自因,外在时间链条只是样态,所以后者必定被前者所包容和消解。但如此一来,时间中有限的、实存的开头与结束,又怎么会在永恒中生成呢?雅各比因此批评到,在斯宾诺莎那里,其实只有已经生成完毕了的有限存在,没有真正现实的产生与毁灭,因为时间被永恒化了,神圣存在内在吞噬了一切有限存在的独特地位,而这就导致所有一切归根结底只是一种无实质内容的自展开游戏而已,是一种让一切时间性必然消逝在理性之前的虚无主义,而所谓有限存在者的自由,因此也沦为了对这一必然理性因果的“泰然处之”而已。——而雅各比的全部工作核心,是要为有限此在的独特性和此在的时间性自由做辩护,这种辩护要抵御一切绝对内在决定论的力量,为人格在任何体系性压制力量面前保持自由的权利和独立的尊严,正是此种不会被命题、概念和体系建构所侵犯的自由和尊严,才是理性洞见的真正内容,以及启蒙的真正目标。它只能被“发现”(finden),而不能被创造(erfinden)。在这个意义上,雅各比的确不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意义上的作为知性之扩展的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个柏拉图《斐勒布》篇善的人格性理智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在那里,柏拉图为善的灵魂行动的快乐情感做出了分离论的论证,这种快乐绝非单纯欲望的表达,而毋宁是对感觉的感觉,对自身能动感的觉察(而非体系化或概念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黄博士在讲座之初就说到的,雅各比和席勒的关怀与Giovanni一样,“其基本的关怀都是为‘对宗教和道德事务更广阔和更深次关切所推动的’。而席勒和雅各比共同关心的时代教养则是人们开始反抗启蒙冷冰冰的理性法则和抽象的道德观念,重申情感和自我表达的权利”,最后,黄博士也指出,“而这才是泛神论之争的真正核心所在:哲学、理性、形而上学是否会把我们带向虚无的深渊?他们是否会造成一切伦理和宗教的崩溃?对于雅各比来说,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似乎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追求理性的完满,并进而成为虚无主义者,过着一种没有上帝、没有世界、没有他人的唯我论的生活,要么作出信仰的一跃,然后拥抱上帝和自由”。对此,我唯一的补充是:信仰的一跃,其功绩并不在于“拥抱了”某个神秘的上帝,而在于免除“用头走路”的体系的痛苦,享有自由实践的生命的幸福。——上帝对此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其重要性能且只能通过时间性此在的人格尊严和自由行动,才会得以相信和彰显。

作者简介

姓名:李秀伟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马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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