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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儒谈:儒道的伦理洞见、"性"论辨析和视界融合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学术周”系列讲座综述
2020年09月09日 13: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陈声柏 田宝祥 字号
2020年09月09日 13: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陈声柏 田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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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1日—9月7日,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顺利举办了“哲学学术周”系列讲座。其间,应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之邀,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黄勇教授做了“人所欲施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自《庄子》的洞见”的学术报告,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教授做了“《庄子》哲学三题与经典解释学”的理论阐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曹峰教授做了“先秦儒道‘性’论若干问题辩证”的主题讲演。本次系列讲座主要通过“腾讯会议”与“学术志”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两千多名师生观看了直播并参与了讨论。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黄勇教授作“人所欲施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自《庄子》的洞见”的学术报告

  在“人所欲施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自《庄子》的洞见”的主题讲座中,黄勇教授重点讨论了《庄子》寓言故事中的伦理学问题,他通过混沌开窍、鲁侯养鸟和伯乐驯马三个故事引出尊重行为对象之本性这一观点。黄勇教授认为,《庄子》中的很多寓言故事看似是在讨论人应该如何对待动物,但其实是在讨论人本身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黄勇教授指出,《庄子》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伦理思想可以用三种方式来概括:一是作为道德铜律的“人所欲施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作为道德金律的“己所欲,施于人”和作为道德银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所区别;二是差异伦理学与共同性伦理学的有所区别,后者主张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行动对象,而前者强调人与人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一人之所欲并不一定是另一人之所欲,一人之所不欲也不一定是另一人之所不欲,而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看到“我”与行动对象的差异性,也要看到不同行动对象之间的差异性;三是以行动对象为中心的道德相对论(主张行动的对错相对于行动对象的标准),与西方哲学中以评判者为中心的道德相对论(主张行动的对错相对于评判者的标准)和以行动主体为中心的道德相对论(主张行动的对错相对于行动主体的标准)有所区别。

  之后,黄勇教授重点讲述了以行为对象为中心的道德相对主义的一些优点。首先,以评判者为中心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以行为主体为中心所导致的道德问题在它这里都可以得到解决,因为其所侧重的是行为对象,评判的标准也会根据行为对象的判断标准而定,这也避免了道德普遍主义的错误。此外,以行为对象为中心的道德相对主义也可以避免家长主义的问题,家长主义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问题在于家长作为价值判断者会强加自身的价值判断给行为对象,虽然家长主观上认为这样做是帮助了孩子,但客观的效果却并不一定是这样,而如果采用以行为对象为中心的道德相对主义方式,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在“《庄子》哲学三题与经典解释学”的主题讲座中,吴根友教授首先分享了自己二十多年来在老庄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心得,然后他谈到了自己关于明清哲学尤其是戴震经学的一些研究体会。在吴根友教授看来,我们可从这中间找到一些隐微的联系,这便是方法论视域下的经学解释学问题。一直以来,关于《庄子》“以明”、“天籁”、“坐忘”三词都有不同的解释,在吴根友教授看来,若将“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一字之意,当贯全经”的经学解释学方法化用为“由字通词,由词通义”、“一字之意,当贯整体”的经典解释学方法,便知“莫若以明”当是“不如用明”,“天籁”即是“道籁”,“坐忘”即是“无故而忘”。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教授在线视频谈“《庄子》哲学三题与经典解释学”

  紧接着,吴根友教授谈到戴震经学解释学的三点原则:其一,语言学原则,即“由字通词,由词通道”,通过寻求字的解释来把握对词的理解,再通过对词的解读来体悟和通达“道”;其二,局部与整体循环的原则,即“一字之义,当贯全经”,若要解释一个词,看一本书并不足够,而要博览群书,要通过全部的经典来洞悉它的真意;其三,视界融合的原则,即所谓“大其心”,要求解释主体和解释对象的合拍,将解释者的心灵提升到著书的圣人的高度,将解释者的视域拔高到圣人的视域,这样所做出的解释才能贴近圣人的原意。

  之后,吴根友教授又谈到了关于中国古典哲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他强调,在做经典研究的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形成方法论的自觉性,主动去探寻经典背后的方法论逻辑。在吴根友教授看来,古典之解释方式经过一定程度地转化即可运用于我们今天的哲学研究工作当中,而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如实证方法和语言分析方法)也会对中国的经典研究乃至中国哲学的研究大有裨益,当然,对于西方哲学,我们不仅要理解其哲学方法之精神,而且要批判性地学习其内容,如此才有可能形成中国哲学独有的研究方法。

  在提问与讨论环节,吴根友教授针对儒、道两家的思想关系这一问题做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庄子哲学在很多程度上吸收了儒家思想的精华,但这并非表现于“仁”的层面,而是体现在本体论层面。庄子以“道”为本,这是源自老子,而以“天”为本,或可归于儒家,这既有可能是庄子后学的填补,也有可能是庄子本人的思想延伸。此外,吴根友教授认为孟子的思想当中也有很多受到道家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先秦时期诸多流派都共享“礼乐御射书术”之“六艺”这一源头,在周代礼乐文化的大背景下,各家学术的相互沟通可谓不足为奇。

曹峰教授在线视频讲座谈“先秦儒道‘性’论若干问题辩证”

  在 “先秦儒道‘性’论若干问题辩证”的主题讲座中,曹峰教授主要从几个方面对先秦儒、道两家的“性”论问题加以展开:首先,在曹峰教授看来,若打破学派界限,则可将先秦的“性”论分为两派,即以孔子、荀子为代表的化“性”派,以儒家的《中庸》、孟子以及道家的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循“性”派,而黄老道家几乎界于两派之间。其次,曹峰教授认为,先秦时期大致存在两种“养性”之说:一种是一般属性意义上的“性”,由于“性”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故而培养方式有所不同,能力的发展、善恶的走向亦有不同,这个意义上的“养性”乃是长养、培育;另一种是根本属性或统一性意义上的“性”,这种“性”天生就是完满的、美好的,因而这个意义上的“养性”便是养护、不使其失去。再次,曹峰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性”是一种内在的、强大的、神秘的力量。道家的《管子》、《庄子》以及儒家的《中庸》、《孟子》都有类似的意识,只不过走向完全不同:道家为了不使“性”丧失,尽力回避社会生活与政治;《中庸》通过神秘的感通方式开发“性”的能量;《孟子》直接把“性”置换为“善性”,一方面竭力保养而不使其丧失,另一方面又使其充分进入到社会生活与政治当中。此外,曹峰教授还指出:《性自命出》、《易传》、《中庸》并没有刻意为“性”善奠定形上基础;将“性”善论和天命论联系起来、为“性”善寻求形上依据,这是自宋明理学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孟子的贡献不是为“性”善找到天的依据,而是为“性”善找到心的依据;如果心性论指的是一颗活跃的、能动的、有强大意志和行动力的“心”去开发“性”的潜能与价值,则可说孟子的心性论是成立的,而道家的心性论只是部分成立,因为道家为了使“性”不受破坏,往往会压抑“心”而使其不起作用。

  紧接着,曹峰教授将自己对于“性”的看法做了五点梳理:其一,使用一般属性与根本属性的两重框架分析儒家的“性”论。一般属性是人所共有的、先天的、不学而能的资质、禀赋及本能,而根本属性是事物独有的、或者说是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的那种规定性。如果说《公孙龙子》关于事物根本性质的探求局限于物之性,则可说孟子是在人伦的高度考察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属性。其二,用统一性与差异性的框架分析道家的“性”论。一方面,道家认为道生万物的世界存在着无限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差异性也是把握具体事物的最佳方法;另一方面,道家认为“性”来自于“道”,因此“性”具有“道”的特征,“性”也是完满自足的,并且被“道”赋予了天生的、强大的活力。其三,透过《论语》的文本,可知孔子重视人性的多元性、差异性、特殊性,他将人性进行不同等级的划分,这就凸显了教化的重要性,也说明了人性可化。但《论语》中似乎还蕴含着第二种“性”,由于它幽明精微,只能体味,无法用于大众,也无法用于王道,所以作为“弘道者”的孔子选择避而远之。其四,道家关于“天”与“性”的关系论述得更为丰富、更为系统,而《中庸》和《孟子》都对此语焉不详。其五,心学的不断发展和心的地位的不断提升,给“性”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性”与“心”作为人的内在动力共同起作用时,性是能量,而心是发动者,两者基本呈现为一种动、静关系。

  在过去的一周里,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学术周”系列讲座得到了国内学术界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关注。除了讲座本身的一致好评以外,黄勇、吴根友、曹峰三位学者在讲座中所揭示的《庄子》寓言故事中的伦理学、中国哲学视域下的经典解释学、先秦儒道两家的“性”论等学术问题,近来亦成为许多高校师生讨论与探究的焦点。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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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声柏 田宝祥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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