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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思想(九):所思甚大,故所行亦迷(下)
2020年09月25日 16: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秀伟 字号
2020年09月25日 16: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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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0日正值教师节之际,靳希平教授备受瞩目的题为“所思甚大,故所行亦迷”讲座在线上开讲。参加人员近600人。作为国内海德格尔的研究者,他的语言幽默风趣,深入浅出,用充实的文献和资料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政治正确问题”的争论以及他的哲学思想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观点。

靳希平(右)与Thomas Sheehan(左)在旧金山顶的合影

  靳希平教授对海德格尔的评价令我们回味无穷。海德格尔投身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卖身投靠;也不是在专治和暴力威胁下,为了保护自己而违心的投靠、被迫卖身;也并非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看到当官儿的机会,去向“纳粹”党的政府“邀 宠”。他实际上心里面恨不得认为,他自己才是这个运动的精神领袖。 他是从维护运动的正确方向出发,从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根本特性、根本任务和发展方向出发,对运动一直进行着批判。这些批判是建设性的、善意的,是出于维护运动的纯洁性和精神性出发而提出的。德国青年浪漫主义新生活运动(候鸟运动)是“纳粹”运动的形成的重要背景。海德格尔曾是其积极支持者。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是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诞生、成长、发展、灭亡的直接参与者。可是运动并没有按照他认为的正确方向发展。他尽管失望,但无论如何,这是他自己的运动! 他不是简单的“纳粹”党的追随者。而是真正的精神民族社会主义的坚持者,是庸俗民族社会主义的批判者。所以,尽管运动已经彻底失败,已经成了罪名,希特勒和种族主义者借助运动对犹太人进行的秘密大屠杀,把运动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但是海德格尔仍然不肯公开地背弃它,他仍然不愿意为了自己的政治荣誉、政治安全和政治影响而宣布同运动划清界限,是完全可以理解。 他说,从今天欧美国家的“政治正确”出发,像一些哲学史家那样,给海德格尔贴个政治标签:“纳粹”思想家、“纳粹”哲学家,这本身无可非议。但是,你能据此而认为他《存在与时间》对人生達在的现象学分析得出的成果毫无价值?你能据此认为,他1940年代对科学技术统治的批判,科技对生存环境的破坏的指控,对现代技术、核武器的会毁灭人类的预言,是错误的?你能因此否定,他对“纳粹”的内在的批判,对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也有许多参考价值?“成王败寇”,屡见不鲜。我们有思想能分析的现象学学者,不应该为“标签”所累。应该把“标签”放到括号中存而不论。回到事实本身去审慎考察,找出真正的问题加以研究。

  海德格尔迷失在何处

  在他看来,海德格尔跻身于政治运动,产生了迷误,纯粹是外在的、形式的、“成王败寇”造成的。这就是他要说的第3 点:海德格尔迷失在何处?他迷失于,忘记了哲学家、理论家的本分和局限性:不适于去直接参与指导政治运动:他忘记了康德的教导:

  “不能期待国王哲学化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权力的占有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但是无论国王们,还是按照平等法律统治他们自己的国王般的人民们,都不应该使哲学家阶层消失或者缄默,而是应该让他们公开讲话;这对于照亮他们双方的事业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哲学家阶层按其本性根本无力从事阴谋诡计和结党营私,所以也就不会蒙受宣传鼓动家这一诽谤的嫌疑。”

  读过马克思政论文章的人都会注意到:里面看不懂一点儿历史唯物主义的术语!看不到阶级分析,都是就事论事。回到海德格尔思想,特别是1930 年代以后:对科学技术统治的理论上批判、指出城市文明、民主体制的消极方面、长远影响中对人类的威胁,是有预见性、有合理性的。但是,不可将这一理念直接诉诸实施,不可以在政治上,直接反对民主制、反对科学技术,不可以直接通过反民主、反自由主义、反现代社会制度的大规模群众的民族主义化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来实现。靳希平认为,只有诉诸民主制度、通过非革命非暴力、非国家、非民族主义政治的手段,即通过全球化的方式,超民族政治的方式,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科学技术内部发展限制手段,发展科学内部的自然保护主义,才是使得海德格尔30 年代、二战期间提出的思想,变为生活指导的新途径。海德格尔想通过直接颠覆民主和科技统治,利用大规模群众运动,在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中,只会被专制和小人独裁所利用。正如他后来看到的,这个运动和政治实体,实施的正是海德格尔自己要去除、要避免的东西。

  靳希平认为,这才是他“所思甚大,故所行亦迷”的真正原因:这类似于“放弃工程学等中间学科,要爱因斯坦直接去造原子弹” 。海德格尔用基础理论直接进行政治评论,怎能不迷!正是出于康德的“哲学家不要当王,王不要当哲学家”的这一原则,中国曾有杞人忧天,是我们文化的荣耀。一个有智慧的民族,一个对人类精神文明做出过而且仍然在做出,并且想要继续做出贡献的民族,就应该给哲学家最大的自由空间,让他们像当年的孔孟荀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奥古斯汀、托马斯那样,海阔天空的、杞人忧天的做各种匪夷所思的理论研究,我们就会为世界人类的文明,继续做出更大的贡献。

  尽管海德格尔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中人,在西方政治的气氛被视为有“政治污点”“纳粹”思想家。但是,海德格尔不是政治家,不是政治思想家,更不是希特勒法西斯独裁的秘密屠杀犹太人的暴行的直接支持者,他是在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统治下的大学哲学系的、尽管知名但并不得志的教授。他是存在论者,是当代科技文明和犹太人节俭算计传统的厌恶者。但是他并没有参与公开的反犹宣传。应该把他私人笔记中、只想留给我们的孙子辈看的“政治不正确”的“政治言论”,以及他的“精神社会主义”的政治幼稚病,放在括号中,像对待事物本身那样,去对待他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进行哲学的分析、评价和批判。

 

  同行评议

  在场形而上学与无神化的神思

  ——评靳希平老师的报告《所思甚大,故所行亦迷?》

  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靳希平老师是学界少有的纯粹之人,在思想上极精深,而在生活中极简单。我因为跟靳老师在研究领域上有些接近(都研究一点古希腊哲学),靳老师对我所在的社科大也比较亲近(他有时愿意往社科大跑一跑),物理距离上也比较近(住得近),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十多年里从靳老师那里接受的思想恩惠极多。在听了这次讲座之后,希望将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感想与思考提出来向靳老师请教。

  靳老师对海德格尔黑皮本的专业研究,给我们呈现了海德格尔在三十年代以后的哲学思想与政治行动。至于思想与行动(思与行)这两者之间是紧密关联还是平行无关,则是海德格尔学界争议之所在。尤其是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与其支持纳粹和反对犹太人的言行有无直接关系?

  首先,从我自己粗浅的看法出发,我将对纳粹与反犹问题做一个二分的回答;其次,我将描述这些言行背后做思想支撑的本真伦理学;再次,我将分析这一实践哲学背后的理论哲学倾向(反在场形而上学和基督教潜能学说);最后,回来看海德格尔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

  一、纳粹与反犹问题

  对这一政治问题,我持一种二分的回答,我认为海德格尔支持纳粹与他的哲学思想直接相关,反对犹太人则与其思想内核关系不大。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是要追求个人的本真也追求一种民族的本真团结(eigentliche Verbundenheit, SZ, p.122)(靳老师引的“人民的团结”31、“人民的意志”34),要求把一个民族的所有个人激发起来,追求民族的本己的、个别的、独特的生活。海德格尔以为纳粹有这种倾向,所以在行动上认同与投入。但他很快明白不容易有一个实体是本真团结,纳粹不过是冒牌货,也跟苏联美国一样是技术支配的沉沦生活。故而,到晚年海德格尔还说自己赞同民族社会主义的精神,但并不认同其行动。而他的朋友沙德瓦尔特才会问“海德格尔先生,您现在从叙拉古回来了吗?”如果海德格尔不是像柏拉图那样试图用自己的哲学思想改造政治运动,就不会有此一问。

  海德格尔反对犹太人则跟他反对在场的、技术化的形而上学没有直接关联。犹太人固然吝啬爱财会计算,在某方面体现了计算主义,但毕竟与在场形而上学和技术主宰世界没什么关系。计算主义跟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性是物理学的数学化肯定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所以,把反犹与西方形而上学思想联系起来,恐怕是过于夸大了犹太人的思想地位。在晚年海德格尔还是认为技术与形而上学主要来自希腊人的在场形而上学(德里达《论文字学》p.31),反对犹太人可能只是海德格尔的生活偏见。

  二、本真伦理学

  无论是在人与自我和他人如何相处(规范之学),还是在每个人有一个性格品性、精神居所(海德格尔认为的ethos的源初意思)的意义上,说海德格尔有一种本真伦理学或本真实践哲学,并不为过。这种本真生活,也是群体的本真团结,要求个人及群体,追寻本己和个别化,不被他人或常人同化,无限敞开自己的可能性和自由。

  然而,时刻绽出、个别化、开发可能性的生活的典范,不正是基督教之下人的生活吗,不也是现代人追求的自由和有个性的生活吗?这是对古希腊形式-在场的自然目的论的打破,是对统一固定的古典美德生活的放弃。人不再各从其类,而是每个人因为是照上帝的像造的(《圣经 创》1.26),才有了存在之独特性。独特性维持而不被流行意见同化,需要时刻寻找具有无限潜能之神,时刻打造奔向与上帝的单线联系。同样,只有在基督教团契的意义上,才可能出现一个民族同时过本真生活,每一个人本真而又同时行动;这不就是每个人都通过上帝牵线在一起,既是单线又是一同?离了这种团契生活做模型,还能想象何种群体团结的本真生活?

  三、在场形而上学与基督教潜能学说

  海德格尔之哲学,否定面是在反对在场形而上学,肯定面是构建一个与之相对的思想(不管名称是可能哲学、思想或存在历史学说)。但前者是比较成功有果实的,后者是不太容易的、是一直探索的。直到1964年海德格尔描述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海德格尔选集》p.1254),仍然是在持续1927年对在场化存在论的批判(SZ, p.38)。

  然而,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根本突破,不正是基督教上帝全能或无限潜能的学说吗?而不是直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才出现。海德格尔认为自己是把古代与现代一起打倒了,把两者都说成是思考了存在者而没有思考存在。这固然是敏锐地看到了西方思想的某些一贯性,也非常有启发性,但可能忽视了古今之间更多的差异性。在施特劳斯看来,虽然海德格尔是我们时代惟一的大思想家(Strauss: 1989, p.29),但他也只是基督教造就的现代性的第三波,是最激进的现代性。(《自然权利与历史》p.18)我认为海德格尔是最激进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去神化,是无神化的神思,存在替代了神,却把基督教潜能形而上学推向了极致。

  在场形而上学的高峰是亚里士多德的energeia/entelexeia(隐德莱希)学说,如此才有潜能-活动的对应和高低秩序,也才能看出后世基督教对这最高峰的在场形而上学的颠倒,才有了dyanmis潜能-可能形而上学。柏拉图及前辈哲学家,将存在规定为理念-形式,是对实体/在场的基本层面的规定,然而理念不运动似无活力无生命。亚里士多德认为energeia既是在场,有形式、目的和界限(Met, 1050a21-23),然而又是一种目的在自身之中的动态,不是目的在自身之外的运动馆,这才让在场同时是活动的,将在场形而上学推向了高峰。

  海德格尔只重视了亚里士多德前端预备性的五种真理学说,似乎未进入最高真理即智慧的内部,未进入对形式-质料分析深化的潜能-活动dyanmis-energeia学说。海德格尔在《柏拉图的智者》前三分之一部分“对亚里士多德的阐释”中,分析了技艺、科学、明智、理智与智慧五种真。基于海德格尔自己的先见,他似乎只是达到了智慧的“观”的层面(知识论层面),未进入智慧的做与活的层面,未进入希腊人的正在爱智慧/做哲学(philosophein)或思的活动(energeia)的层面(形而上学层面)。

  我们是否低估了基督教形而上学思想对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低估了其对海德格尔的影响?当然这里不是指基督教的宗教信条与礼仪规范,不是指海德格尔从小作为预备神父的训练,而是指基督教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离开了全能的神,又要过无限敞开可能性的生活,要一种无神化的神思,就只能去寻找克里斯玛的领袖代替?

  四、理论哲学能否离了实践哲学

  海德格尔破在场、去边界的形而上学,必然与一种时刻刷新(靳老师引的“不断被刷新”60)或追求本真的伦理学或实践哲学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不是传统的伦理学,不是讲求群体有共同且同一的规范的伦理学,但也肯定是一种实践哲学。这仍然是如何做如何活的实践哲学,不指向活得好与做得好的实践哲学(EN, 1095a19),而是苟日新日日新,甚至时刻刷新自我的实践哲学。海德格尔认为本真之人的表率,固然不能直接告诉你怎么活怎么做,但不也是通过表率示范了怎么活怎么做吗?

  基督教无限潜能-可能的形而上学,必然产生将人的自我放在与神的联系之中的伦理特质,甚至导致了实践哲学对理论哲学的颠覆与优先,导致实践哲学成了第一哲学,造就了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这一重要差异。在基督教看来,希腊人的理论的智慧(哲学)是无根基的,唯有与神的伦理实践关系是要紧的。海德格尔前期反对在场形而上学,似乎也必然与追求本真和无限可能的实践哲学联系在一起。后期,人与存在的实践关系不再凸显,正面的存在之思也没能很好地展现。从这里看来,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总是相互纠缠相互滋养,似不可不察?而不完整的无神化的神思,又容易导致实践行动发生偏斜或迷失?

  其所思何以甚大,其所行何以入迷?

  ——对靳希平教授讲座《海德格尔与<黑皮本>》的评议

  贺念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海德格尔的《黑皮本》自2014年面世以来,在西方社会和学界引起了广泛争议和讨论。靳希平教授是海德格尔《黑皮本》的中文译者,再加上他始终保持的“学习强国”的学术热忱和实事求是、中立客观的学术追求,围绕海德格尔的这一敏感文本进行公开线上讲座,靳老师自是不二人选。本次讲座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诸多《黑皮本》新鲜出炉的译选,也包括了靳老师对海德格尔整体思想背景介绍(其中,关于to ti en einai与海德格尔在分析此在的基本结构时提出的“先天完成时”的内在关联尤其值得重视,这一点我曾与靳老师通信讨教,在此不再展开),以及靳老师最后对“海德格尔事件”所给出的冷静客观的反思。从靳老师的讲座中,我收获良多,作为评议人,就不再重复讲座的具体内容,而是从我的角度来解一解讲座的题目。

  既然讲座的标题是海德格尔自己的一句箴言“所思甚大,故所行亦迷?”,那么我们的思想追问就会沿着以下三方面展开:

  第一,句末的问号是否可以去掉?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是否从30年代开始确真地进行了“伟大的思考”,以及它事实上是否也曾确真地走上了迷途;

  第二,如果以上两者属实,那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内在的(因果)关联,以至于可以用“故”来连接,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政治迷途是否有其思想上的内在动因?

  第三,如果问号可以去掉,那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海德格尔从30年代起新的思考何以是伟大的,以及思想家如何可能避免再次走上迷途。

  下面,我将结合自己的理解来分别尝试回答以上三个层面的问题,期待靳老师以及其他方家的批评指正。

  第一,海德格尔从30年代起,思想内部确实有一个转向,海德格尔在公开发表的著名的《论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对此有过明确说明。首先他提出思想所要展现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存在(Sein、是)与人的本质的关联”(Bezug des Seins zum Wesen des Menschen),只是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追问“存在的意义”(Sinn von Sein)需要从人的特殊存在(只有人能理解存在的意义),即Dasein(此在)出发而被读取,因此海德格尔从分析此在筹划的时间性结构,再借助于对其他存在者类型(上手之物、现成在手之物)的时态性进行揭示,进而完成对他核心思想任务的论证:不仅时间性是此在存在的意义,而且时间就是存在之一般的意义。而从30年代开始,海德格尔说“(思路)整个地颠转了”(GA9,328),因为他发现只有当存在先投向此在,人向着存在的筹划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人先立于存在的真理场域——林中空地之中,先加入到存在自身的抛投运动,他才可能完成决断。(GA9,325-327)。但这一转向却绝不意味着对《存在与时间》思想的抛弃,“不是对《存在与时间》的立场的改变”,毋宁说,是思想内部进一步深探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虽然有“从此在到存在的意义”转向“从存在自身的生成到此在”,这一转向似乎是从强调人的主动性转向人的被动性,但是实际这两方面不过是“存在与人的本质关联”的一体两面!前者的主动性是要以被动性的响应为基础的,后者也不是一种悲观消极的避世,而是实现本真决断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借由海德格尔中期思想的这一转向,他其实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存在与人的关联原来是一个双向运动,不再是之前那种单向的基于此在操劳的时间结构来理解存在的意义。当人筹划时,存在本身即在自身生成,而且人的筹划永远离不开他的历史处境。存在自身的生成,或者说它的抛投运动,必然性地已经居有了人,它根本性的规定乃是历史性的。于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主题就从早期的“世界”(在世存在)转向了“存在的历史”。如果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及早期思想中完成了两大突出贡献,一是推进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尤其是从对象性的现象转向非对象性的现象),二是为欧洲的存在主义运动奠基,也就是说,他因为是20世纪欧洲两大重要思潮“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共同的集大成者,所以一定会进入伟大思想家之列,那么在中期开始的这一“存在的历史”的思想转折,则更是对他的拔高。他不是南帝北丐,没有满足于一项独门武功就抱住不放,而是响应着思之虔诚,进一步探索背后更幽暗的地带。所以他应该算是中神通那一类型的。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毫无疑问是在“伟大地沉思”。

  那么进入第二个问题,即从30年代开始,他“伟大地沉思”的同时是否也确实陷入了“迷途”呢?在《黑皮本》出版之后争论不休的“海德格尔事件”到底是值得深思的一件学术公案还是无聊的媒体炒作?所谓“海德格尔事件”无非是指他在33年纳粹执政期间担任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并在私人笔记《黑皮本》中表达了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本质性的肯定”以及其中所涉及的反犹问题。

  从海德格尔在《黑皮本》中的几处记录来看,他确实对犹太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将矛头指向了犹太人的“种族原则”:计算性思维。

  海德格尔提出计算性思维是犹太人的种族原则培养的成果,它将一切都定制化了,人的未来被计算所规定,所以导致人真正丧失了对未来进行自由决断的机会和能力。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文明的两个最根本的问题:无世界化与无根化,就是技术主义带来的危险,而犹太文化则是此危险的第一代表。

  正是要对这种“种族原则”进行反向运动,所以海德格尔在1939年(也就是他已经辞去弗赖堡大学校长5年后,不是在1930至1934年这一段可能人们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面目并不明了的时期)的笔记中依然直认不讳地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思想上的本质性的肯定”。

  海德格尔认为不应该将此运动仅仅理解为一场因为对德国经济和文化衰落的恐惧而造成的大众热情,应该有更高追求(并且这一追求还没有实际完成),即:通过它的变易性的力量而去构形未来,并且恰恰凭借于它在未来面前撤回。何谓“在未来面前撤回”呢?其实这里就是恰恰针对犹太人的计算思维来的,就是说,正是凭借于我们不计算我们的未来,不像谋制所代表的技术那样去控制我们的未来,而是在未来面前撤回,这样我们就恰恰能赢回我们自身决断的自由并重新构形我们的未来。在一个技术已经开始控制我们时代精神的历史时刻,这一构形未来的责任恰恰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真实的变易性力量”所代表的德意志民族的使命。

  所以,答案就变得非常明确了:海德格尔鲜明地反对犹太人的种族原则,并且鲜明地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本质性精神”。再加上海德格尔现实上确实也加入了纳粹党,并出任校长。如果这算海德格尔的政治迷途的话,那到底该如何评价它呢?我在此严正反对将它与纳粹式的政治、种族清洗等同起来,从而抹杀哲学家的思想努力的评价。理由何在还有待于我们进入对标题第二方面的追问。

  第二,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故”字连接二者是否成立,海德格尔的这一迷途是否有其思想转折带来的内在动机。我在论文《对海德格尔政治迷途的当代反思——阅读海氏“黑色笔记本”》中给出了肯定性的回答。在我看来,海德格尔并不是在政治性地思考,而是政治形而上学地思考。在思想层面上,他离开早期基础存在论的进路,而力图跳跃到新的“另一开端”,也就是存在自身的历史。而这一跳跃的实现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人能够倾听到存在急迫的召唤,二是人有决断的自由和能力。恰恰现代文明的技术化本质同时阻碍了这两点:一是技术化的去蔽带来了对自然的促逼和挑战,并且妨碍了艺术的生成事件对于存在真理的揭示,二是技术的计算性定制了人类的未来,使人无根化,并丧失决断的自由和能力。基于这一点,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其实不仅反犹,而且反美、反英、反俄,反对技术和资本主义的联姻导致的无根化的现代文明。而他从德意志传统,尤其是荷尔德林等诗人强调的回到大地,守护大地的诗意精神中看到了拯救现代文明之危险的希望。

  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政治迷途是因为他的思想动机推动的,而不是为了追求现实的政治权力,更不是基于他赞成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政策,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几分纯粹几分天真的思想家形象。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海德格尔实际参与过迫害犹太人的行动,相反,他有好多犹太人的学生和朋友,并实际帮助其中一些人离境德国。所以,海德格尔的“反犹”和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肯定都是从思想层面来说的,那就只能将它作为思想批判,而绝不能与政治批判、种族矛盾混淆。我会将海批评犹太人的“计算性思维”理解为类似洛克批评大陆德国的“理性思维”,莱布尼兹、黑格尔批评英国的“经验主义”,卡尔波普尔和哈耶克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等。这样海德格尔“反犹”,正如洛克“反德”、莱布尼茨、黑格尔“反英”。那些企图借助于《黑皮本》对海德格尔进行政治人格上的抹黑,从而消解其哲学史地位的勾当都将是徒劳的。但是另一方面,盲目偏袒海德格尔,一味地忽视海德格尔在思想上的反犹事实,也无助于海德格尔的公共形象。

  遗憾的是,在德国,在对《黑皮本》进行严肃学术讨论开始之前,由于过度的政治敏感,媒体上就开始抓住海德格尔的片段论述口诛笔伐,再加上当时正好面临着Figal教授退休时弗赖堡大学的“教席”制度改革,海德格尔的反犹形象与“废除海德格尔教席”事件夹杂在一起使得“海德格尔事件”不断发酵,对于澄清海德格尔内在思想起到了很多负面作用。

  如今,尘嚣还在飞扬,面对《黑皮本》,思想家最重要的工作乃是研究海德格尔的这种批判以及他的转折之后的中期思想具有何种当代价值。这自然便过渡到对标题进行第三方面的追问。

  第三,海德格尔中期最重要的思想主题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历史,这在整个30年代的作品以及《黑皮本》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关键词。

  而在我个人看来,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历史的“伟大沉思”起码在以下的方面尚等待着我们去研究和思考:

  1.海德格尔强调存在的历史乃是Ereignis(生成事件),它与一般理解的Geschehnis(发生)根本区别是,前者是不可预期、不可计算的,它不适用于充足理由律,而更多地受“决定性的偶发事件(Der entscheidende Zufall)”(GA96,30)的影响。

  2.与Ereignis相应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语词是“Menschentum”(Wesen des Menschen,人的本质),但是它是复数性的,前面可以加上“欧洲的”(GA97,220)、“ 近代的”(GA97,42)等限定词,也就是说一个存在的生成事件虽然规定了一种“人的本质”,但这种本质却是具有历史情境的,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时代与现代欧洲在不同“时代”就规定了不同的“人的本质”,并且这些复数的“人的本质”之间的转化是非逻辑的。——这一思想与福柯在《词与物》中提出的关键概念“知识型”(episteme)的历史谱系以及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讲的“范式之间的转化”都具有极大的可比性。可以说,他们三者代表着一种真正现代的历史文化思想。

  3.在Menschentum概念之下最重要的一个语词就是Volk(民族),海德格尔强调在存在的生成事件中,能做出本真决断的主体是“民族”,但是却不是大众意义上的“人民”,而是语言共同体。在语言共同体组成的民族中,起奠基性作为的则是“诗人”,就像歌德、荷尔德林塑造了德意志的民族存在一样,汉语民族的奠基者同样是李白、苏东坡这样的诗人。“诗人是存在的建基者(Stifter)”,凭借于他塑造了一个民族的语言。海德格尔此时似乎回到了“立言以为天地立心”这样的文化传统开端处沉思,给人无限启迪。

  至于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在这样的“伟大沉思”面前避免再次陷入迷途。我依然坚持我在此前论文中的看法:如果时代的核心挑战是技术的无限扩张导致的,那么我们恰恰应该呼唤一种新的“理性的、批判的”精神,而不是如海德格尔主张将它全部作为计算、技术的共谋而抛弃。德国哲学中的“理性”这个词有两个核心的要义:1,建立原则;2,区分边界。黑格尔的理性哲学是将前者发挥到了极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百科全书式的秩序理性;但是在康德哲学之中,却始终保留着理性的“批判”、“划界”意义。在一个技术主义全面统治了理论世界,并可能即将统治行动世界的当代,呼唤的恰恰是一种可言说的、能被理解的、能给技术的发展、应用和意义划定边界的、具有指引性的时代智慧。

  在这条思想的道路上,我辈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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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秀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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