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哲学 >> 来稿首发
印刷术时代转向图像时代 ——《1984》与《娱乐至死》不期而遇
2021年08月26日 09: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尚杰 字号
2021年08月26日 09: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尚杰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尚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在研究兴趣上,西方哲学已经历了从“观念哲学”到“语言哲学”的转变,而受到科技发展倾向影响,21世纪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向“图像语言”转变。语言在交流中的媒介作用越来越被形形色色的、广义上的虚拟数字图像形式所取代,这样的趋势清晰表明语言的局限,即习惯心理所认为的语言再现视觉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随着“印刷术文明”的衰落,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媒介“不使用语言”却能传达更丰富的、“言不尽意”的意义。也许人类将培养起对图像的抽象能力,或许人性将因之改变,人类的道德、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也将随之天翻地覆,凸显自身的悖谬。

  关键词:图像语言 语言哲学 视觉哲学 印刷术文明 娱乐化了的专制主义

 

  在印刷术时代,我们阅读,等于用眼睛倾听。读书用眼睛,读的时候虽然不必出声,但通过不出声的阅读,耳朵还是“听出了”词语的含义。阅读时,虽然眼睛紧盯着文字,但至少就字母语言而言,单词或文字的形状与文字的含义毫无关系。因此,阅读过程是一种非常抽象的视觉效应,根本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视觉(不是看风景、看电影所需要的视觉)。这种抽象的视觉能力是困难的,需要长期的学习,还需要有理解与写作的天赋。与阅读中这种抽象的视觉能力相对应,这个过程中的听觉往往被忽视了。毫无疑义,口语对话过程中的听觉理解力与识字与否没有关系。我们假设有一个不识任何文字的纯粹文盲,他的听觉与文字没有关系,他有一种原始的、活生生的、与生命的自然状态直接挂钩的听觉,这听觉是他自身健康的一部分。与此相反,一个完全脱离实际的读书人的眼睛,却被高度异化了,他“高度近视”,当他看风景时,会自觉不自觉地用文字感触风景,这种文明的习惯同时是进步与退步。就进步而言,他的视觉是“有观点”的视觉;就退步而言,由于“眼睛文明”的习惯强迫我们的视觉朝着某一方向理解和欣赏所看见的事物,这实际上使处于“印刷术时代”人类的眼睛,渐渐在丧失眼睛的原始功能(就像我们的嗅觉和野外生存能力已经远不如原始人类一样)。在观看之前,他会把自己事先的意志强加给事物,他只看到或感受到自己想看、想感受的事物。阅读过程中的耳朵几乎是个抽象的摆设,耳朵在这个过程中参与阅读理解,耳朵在抽象化的过程中也钝化了。

  光有文字还不行,只有文字加上印刷术,才具有全球化的文明支配作用,它统治人类文明已经很多世纪了。在整个20世纪,文字的霸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这个时代的哲学家最先从理论上接触到文字的危机。在印刷术时代,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接受了严格的文字训练,不仅在形式上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受制于文字,还包括理解力、逻辑、信仰、道德、政治,波及一切价值观。于是,我们“文明”了,但这是一种缺乏厚度的观念性文明。为什么呢?因为文字或词语没有厚度,或者说印刷术时代的文明只是从概念而不是从“厚度”方面理解词语。词语的厚度或肉身化,眼睛不受制于语音,这两个事实被哲学史和印刷术文明严重忽视了,但这两个事实悄然地撬开了一个微小而致命性的裂缝——理解力不一定非得借助于语音性的文字,眼睛借助于直接参与形状形态本身,获得了看出来的理解力。

  一 “语言哲学”与“视觉哲学”

  自然事物一旦被文字书写或者被语言意味着,就从自然事物自身隔离异化出去,成为一样别的东西。这就超越了感性的厚度。但是,如果我们放弃文字的透明性,回到感性的厚度,那么这厚度是无法超越的,超越厚度所面临的,还是厚度。图像和肉身化了的语言一样,也是有厚度的,这里的肉身化本身和图像本身,都不可以用“好”与“坏”加以区分。作为传统的价值判断,“好”与“坏”或“善”与“恶”把厚度变薄了,使语言肉身的不透明性变异为词语含义的透明性。

  从20世纪开始,哲学开始怀疑“人是语言人”这个判断。理性=语言,理性人=语言人=观念人。这一切都体现在语言文字本身、体现在文本。人被写在纸上、成为只有长度和宽度没有高度的人,不是活生生的三维人。现在,为了实现三维的哲学,就要突破文本的篱笆——这个篱笆紧紧锁住语言文字,其功能只在于供我们理解或思考。如果我们不用语言却有思考的效果,迅速听懂了一切出声与不出声的非语言的纯粹物质性效果,那就实现了真正的突破。

  语言的核心问题,就是语言的含义或意思。如果我们内心知道了什么,这就相当于“意思”被内在化了。但我认为可以有两种内在性,一种是纯粹内在性,是我们能知道、能把握的“意思”、经验对象等等,这个问题,康德以先天综合判断做了德国古典哲学式的解决。但还有另外一种内在性,我们姑且称作“超越了的内在性”,它仍旧是内在的,但却是超越了的内在,这就像我们沉迷于想而却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的“想”,就不再属于想,它仍旧属于想,却活跃在“想”的异域。

  如果语言的使用价值在于视觉的行为效果而不在于观念之间的交流,就超出了对语言的习俗理解。就像什么都没有想的“想”等于思想在冒险,因此,比清楚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的情形更难以把握,并由于难以把握而更有力量!什么都没有想的“想”=无意识,而这样的无意识与力量有直接关系,与语言却没有“什么”关系。形状或者图像,是由绵延着的行为组成的,可见的原来就是可动的,让见到的东西动起来。

  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之精华,在于掌握语言,具有以语言作为思想工具的修辞能力。20世纪西方哲学所谓“语言学的转向”,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如果说古代哲学家更关注事物本身,近代哲学家更关注思想本身,那么,20世纪以来的欧洲大陆与英美哲学家们终于发现,虽然所谓“事物本身”只有通过思想或概念才得以显现。但是“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没有赤裸裸的概念,就像没有赤裸裸的思想一样,所谓“概念”不过是语言本身表达的结晶。因此,词语问题、being问题、语言含义问题等等与语言本身有关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此而言,从胡塞尔到德里达的欧洲大陆哲学与从弗莱格到当代英美哲学之间的冲突,要远远小于它们之间的相似性。

  换句话说,他们不相信意识形态或者思想本身(即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于是纷纷回到对语言本身的分析——他们之间的全部冲突,集中在对语言是否可以实现精确表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但是,无论他们相信还是不相信语言表达的能力,一种根本性的研究视野的转变始终没有完成,这种转变,就是从“语言哲学”到“视觉哲学”的转变。

  所谓“语言的图像”,就是说,自从脱离广义上的“象形文字时代”(脱离原始的蒙昧状态),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标志,在于不再通过原始的语言(包括肢体语言,它是一种广义上的象形文字)或直接观看的方式获得知识,人们从此通过“文明语言”去“看”。

  黑格尔的见解,代表了所谓“文明语言”的态度。他认为东方只是世界文明的黎明,西方文明之所以能战胜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东方文明,根本原因在于只有拼音文字(主要是欧洲诸语言)才是哲学的语言,而汉语这样的象形文字既含糊又不深刻,没有办法传达思辨思想。

  在笔者看来,黑格尔的这一见解是出于偏见,黑格尔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是,“文明的”人类理解力主要得通过拼音文字语言。也就是说,象形文字的语言是通过拼音文字的概念性语言来表述的,它决定了人类文明是通过拼音语言的途径来理解文明的。

  原始进入文明,意味着人类原始生命能力或者是以视觉为中心的原始感官能力的急剧下降,同时概念性思考能力的无限膨胀。这里所谓“急剧下降”,当然不是指由于人脱离自然界而组成政治-经济共同体后,人类的视力有所下降,而是说人类从此通过概念式的语言解释自己的视觉——在这里,哲学史和文学艺术史空前一致:

  哲学在分析感性与理性关系时,一致认为只有被语言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而赤裸裸的感官享受,则是没有智慧的。至于全部文学艺术史,离开了语言阐释或描述,则根本无法成史。这里一切都被比喻为语言:小说语言是变相的哲学语言,它们都编排符合逻辑的情节或概念,过渡时间-空间关系;戏剧也是这样,它是剧本的、文学的、导演的戏剧,范本就在莎士比亚那里;古典的西方绘画史,就相当于用线条和色彩再现事物本身,而线条和色彩则相当于绘画语言;甚至电影这种“图画运动的艺术”,也被生硬地比拟为“电影语言”,有声电影最终战胜了无声电影。但事实上,在从哲学到小说、戏剧、绘画、电影的过渡中,纯正的语言之作用,是一个逐渐被淡化的过程。

  追究起来,人类以视觉为中心的原始感官能力(既包括嗅觉、触觉、听觉等身体感受力,也包括直觉之精神感悟力)的急剧下降,并非是因为人的身体结构或视觉等感官本身的能力有什么变化,而是语言限制视觉和身体的感受范围,其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人们宁可相信语言而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相信语言就等于相信理性、根据、因果性、逻辑、历史经验的结晶等等;而相信眼睛,却并不等于相信了明晰性,因为荒谬的文明习惯认为,如果眼睛看见的内容不变成语言,就是杂乱无章的、偶然的、没有意义的。

  但实际上,语言对图像(或眼睛看见的内容)的解释,恰恰是任意性的而非清晰的,即使对最简单的人类肢体语言,比如握手和拥抱,语言做出的解释也是乏力的——之所以是乏力的,是因为语言的一个天性,就是断定事物的原因。或者语言的天性之一,就在于编造原因。

  但是,视觉作为事实之所以抗拒语言或者解释,乃在于“原因”往往是语言强加给事物的。哲学史上的“立场们”就是相互打架的“原因”,而事物或者事实本身,则冷眼看着这些“原因”,感到好笑。学科分类所依靠的,就是概念,也就是“原因”或“根据”。“眼睛”看见人们在打架、游行——它们都是赤裸裸的事实,但“语言”却说,它们分别是政治事实(因为对某社会事实不满而导致的)、心理事实等等。

  简言之,可以把感性(这里所谓“感性”指感官的生理获得,而非哲学史上所谓“感性认识”,因为后者仍旧是语言的附庸)上升到理性,说成是从视觉到语言——但这样的变化是天然合理的吗?如果把这个过程理解为文明战胜了蒙昧,那也属于卢梭所谓“文明的异化”。人类从此获得的东西并不比丧失的东西更多或更有价值,而丧失的东西,却只能以变味或异化的形式,再还给人类。

  语言终究战胜不了视觉,这不是一个判断,而是一个事实。语言能力(主要指书面语言)不是天生的。为了获得语言能力,要克服人类天生的懒惰,要有自主的学习、记忆、研究能力,精通智慧者必定是掌握语言者(而且不止一种语言),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却也是一个被异化了的人,因为人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二 图像时代的“语言”及其意义

  19世纪中叶以后,有谁想到摄影、电报、电话、留声机、电影的出现,将对语言形成巨大威胁——因为这些“媒介”不使用“语言”却能传达意义。

  卢梭憧憬人类曾经幸福地生活在自然状态下,享受着自然风光,与自然融为一体。在“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人,再也无缘享受卢梭的理想了。和卢梭时代比较,人们的视力并没有衰退,但看东西分辨事物的能力却大大异化了:人们以假当真,或者真假不分,享受着电视和国际互联网所带来的便捷、自由、幸福。

  不使用语言却能传达意义的情形,就是当代加拿大著名传媒哲学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说过的一句名言“媒介即信息”。但是,他的判断由于太简洁而略显晦涩,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信息并非一定是语言信息,信息也并非一定以语言符号作为载体才得以传达。电视、电脑、国际互联网络上的信息,并非可以等同于语言信息,却能传达出大量的意义。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家的洞察力不够,因为他们还沉醉于哲学之“语言的转向”,那么,到了铺天盖地的电视、电脑和互联网时代,以至到了21世纪,“语言们”就再也沉不住气了,难道不是吗?摄影、电话、早期和当代的“留声机们”(唱机和录音机等)、电影、电视、电脑、互联网中的声音与图像,远比语言(狭义的有声语言和文字)生动,它们渐渐代替语言的趋势,似乎是不可逆转的(一个全球化的事实是,人类的阅读写作能力越来越差)。

  语言是人的延伸,没有语言,人将回归动物。但是,以上列举的现代媒介,也是“人的延伸”,它们属于广义的“语言”而超越了习惯上的语言。语言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形状,于是,智慧也得改变自己的形状——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传达智慧形式的改变,“形状”,就是形式。例如,经典著作是不能变成影像的,甚至也不能变成声音,阅读一首诗与带有感情地吟颂它的效果,决不相同;电视剧《三国演义》决不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两个例子中的“决不”,并不是在改编意义上,而是说它们完全是两样东西。

  哲学一向对图像感到焦虑,哲学为什么抵制图像呢?因为图像或者视觉的本质是艺术的,而艺术视觉抵制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再现视觉的,还是一个视觉,而不是语言,即使它表面上表现为语言。

  哲学家们从来不承认“视觉快感”(或者感官享受)是深刻的。可以有纯粹的“视觉读写”(这个过程没有语言参与)吗?为什么语言没有资格参与呢?因为语言是用于解释的符号。既然图像抗拒解释,图像就不必是一个语言符号。图像和乐音一样比词语的含义更少约定性或者更多任意性(尽管交通信号中的红黄绿、葬礼上人们佩带的黑纱、消防警车的鸣声,更类似于约定的词语,但这些因素毕竟不是语言,只要场合变化,它们比词语更容易溜号走神,它们的含义不像词语那样具有强制性),它们所唤醒的感情是不确定的——可以把这些不确定的视觉享受理解为“深刻性”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 图像时代的视觉哲学

  

尼尔·波兹蔓著的《娱乐至死》,章艳、燕莛译,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笔者想结合《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著)这部著作,简要探讨视觉哲学的可能性。严格来说,语言的含义是听出来的,而不是看出来的:

  从拼音文字的角度,阅读是不出声音的自我倾听,而“看”出文字含义的说法是奇怪的,因为这里的“看”意味着去理解思想,意味着连接字母的含义,“看”字母是无意义的,字母只意味着“听”。“看”只与图像或形状连接。

  通过语言来“看”的文字,只能是日渐衰落的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哲学应该承认“视觉快感”是深刻的。可以有纯粹的“视觉读写”。 图像所唤醒的感情是不确定的——我正是把这些不确定的视觉享受理解为“深刻性”——用图像“解释”图像。

  《娱乐至死》非常逼真地描述了图像战胜语言的效果,并且做出了极其悲观的结论:在电视、电脑或互联网时代,人类将变得越来越“傻”。难道不是吗?我们处于一个包装或者表演远胜于实际价值的时代,这都是图像或广告惹的祸;上帝偏爱那些能使人发笑的人;电视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语气、腔调、装束、身材乃至相貌等)而非语言。

  印刷术时代行将没落,而电视网络时代蒸蒸日上;人类全面进入“不使用语言”却能“交流”的时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媒介替换了语言;这些并非人主动选择的结果,人类并非自主地放弃语言。但是,“读图时代”肯定是人自己造成的,因为现代与当代媒介技术严重倾向于视觉。

  这是不争的事实,电视这种技术就是用来视觉享受的,不是用来阅读的。当然,夜里关上电视的声音,电视光亮甚至可以当台灯用;不看画面,电视还可用做收音机。甚至电视可以被当成书架把书摞在上面,但所有这些,都不是电视的主要功能。就像印刷术意味着书面语并因此改变世界文明一样,以电视为代表的现当代媒介意味着视觉并因此改变了世界文明。

  总之,人还有抽象能力吗?也许问题在于图像是否能培养起我们的抽象能力,如果能,那是一种怎样与思辨哲学迥然有异的抽象能力?亚里士多德说,语言使我们成为人。但在当代和未来,伴随着抽象或复杂地使用语言能力的大幅下降,会出现“人将不人”的现象吗?或许人性将因之彻底改变,随之人类的道德、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也将天翻地覆,就像经历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传统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方式宣告解体?

  回顾文明史,文字代替了口传心授,这种替换甚至是社会乃至现代国家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限于篇幅,我这里省略了论证过程),其中有大量“必要的丧失”,它也是疏远或异化的过程——字母的文明排斥形象,就像书面默读和生动的口语比较,根本是另一种声音。反之,在视觉文明的时代,画面上的形象甚至谈话,与附属于印刷术的语言,完全是两样东西。发明“媒介即信息”这个判断的功绩,可以和“我思故我在”的重要性媲美,因为它们本身含有大量颠覆性信息。

  我们太习惯于某种交流媒介,从而丧失了对它的新鲜感以至批判能力。比如与口语比较,文字的奇特性,它的魔力就在于文字超越了时空,它永远可以和任何人说话,却没有任何声音。那么,电视和网络呢?我们曾经像康德所表明的,戴上“概念的墨镜”,从此世界一片灰蒙,但如果我们的眼镜换了呢?现在,电视和网络就是我们眼睛的延伸,甚至就是我们的眼睛本身(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视觉异化的结果)。

  我们沉浸于电视节目时,早已经没有最初的惊喜——我们不再注意到:严肃的纪事影像,在效果上却是娱乐。

  有了文字,记忆力就没有像只有口头表达的那样重要了。在我们的“读图时代”,文字所带给我们的记忆力,将遭受灭顶之灾,因为与电视和网络对应的,是断续的遥控器或鼠标的快速连接,反映在脑际,就是自然地抵制“往深处想”,既没有时间又不能把印象连成统一的整体。在印刷文字时代,记忆力曾经是高智商的重要标志。唯一不同的是,文字时代是“推理为实”,读图时代是“形象为实”。

  不确定的闪烁画面,能向我们吐露它的抽象能力吗?与其说这样的抽象能力是理解换来的,不如说是由激情换来的。这种抽象能力形成的,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想法或者观点而是绵延不断的画面中的质变,就像毕加索的立体画一样,上演同时性的多视角场面,有趣味中的阐释功能。

  就此而言,最幽默的语言,也难以与最枯燥的画面或形象所蕴涵的潜在情趣相媲美,因为它们不是同一种性质的语言。视觉语言天生具有艺术气质,视觉对人的刺激远胜过语言,否则,广告史就不会是从广告词到运动着的广告画面的历史了。

  在视觉哲学中,时间既不是钟表产生的分秒,也不再是现象学的时间意识,而是一种绵延不断的画面(空间的或形象的)时间,既不是外部(钟表)时间,也不是内部的心理时间。也许可以把这种绵延不断的画面时间称为空间化了的虚拟时间,由遥控器和鼠标快速连接或者断开的时间。我们所选择的空间意向,就是这种虚拟时间的方向,其中“同时性”不是一个方向的,就像速度不朝向一个方向。

  四、图像时代的“娱乐异化”

  在我们的信息时代,速度所裹夹的画面信息泛滥成灾,其选择的标准不再注重是否有深刻的真理或者意义,而更关注是否新奇刺激有趣。

  与观众毫无关系的讯息却成为最有人情味儿的近在咫尺的东西。人不再由于思想深远而出名,却由于能使人发笑而出名。而电视和网络,就是制造最具轰动效应的“让人发笑”的最佳媒介。

  流行趋势越来越短,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信息过剩”(多得选不过来)与“想法过剩”(无处可说,说了也没有人愿意听)交相辉映,如影随形。

  在读图时代,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忠诚”变得可疑了,因为注意力连同时间一起变得支离破碎。同样被质疑的还有“坚定的立场”、“言行一致”等以往的道德箴言,因为读图时代的刺激与冲动支离破碎。通过画面理解消解了“理解”的统一。

  在视觉哲学中,与过去有关的“记忆”和“后悔”等字眼越来越没有地位。“现实”被虚拟的画面所取代,“过去”被“当下”所取代,时间不再意味着历史,而意味着同时性,意味着时间的空间化、虚拟化。整个世界似乎变成了图像,七零八落的图像。事物在丧失了连续性之后,因果性同时变得扑朔迷离,人类将享受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与幸福。

  

阿道司·赫胥黎著的《美丽新世界 重返美丽新世界》,陈亚萍译,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娱乐至死》正是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获取众多灵感的。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写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的预言要困难得多,因为与现在相比,当时世界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很低下,还没有完全地改变和建立新的存在方式。不过,赫胥黎是个预言天才,他在《美丽新世界》中认为,人们失去自由,并不归咎于政治上的独裁者,人们是甘心情愿地爱上控制,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此外,还有一本政治寓言小说,奥威尔于1948年出版的《1984》。现在我们对比一下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正如赫胥黎在《重返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穷欲望’。在《1984》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1]

  于是,我发明了一个概念“娱乐异化”,人们羡慕、崇拜、甘心情愿地爱上控制自己的东西, 放弃思考。总之一句话,没有人再把思想和思想的创造者太当回事。

  娱乐时代,人们用有趣代替真理。一切为了获得娱乐效果,人们发笑却不再思考是否值得笑,或者人们不再想知道自己为什么笑。“寻找原因”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过时了,因为那是一种使人痛苦的方式。

  卢梭说,人本来是生而自由的,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人们想挣脱枷锁,可似乎背后又有一双双“无形的手”。当人们明明白白知道囚禁自己的“监狱”在什么地方时,也如历史上的培根、笛卡尔、伏尔泰、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 总之,一切被称呼为“启蒙思想家”的伟大人物为了什么奋斗一生,也是明明白白的。这里,不是要抹杀这些思想伟人们的事业,但是这些伟人做梦也不会想到,21世纪的人类,进入了一个感官娱乐的时代,前辈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无法给我们这方面的指导。

  “寻找原因”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过时了。但曾几何时,那是多么辉煌伟大的精神生存方式啊!

  当文化成为一个监狱时,精神会枯竭;当文化成为纯粹的滑稽戏时,精神也会枯竭。后一种枯竭,是以上思想伟人们没有意料到的;但我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当《娱乐至死》的作者波兹蔓宣称,赫胥黎式的“文化滑稽戏”已经(主要在美国)战胜了奥威尔式的“文化监狱”时,他却严重忽视了世界上还有一种崭新的、正在日益强大起来的“娱乐异化”。

  “娱乐异化”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人的精神处于严重分裂状态。它是精神的悖谬状态、无所适从状态,人们同时坚持完全相反的立场而浑然不知,或者对这样的情形无力。一方面人们想从娱乐中得到身心的快乐;另一方面,在娱乐中又难以排解掉无聊和虚空。对娱乐文化的强烈反抗欲望,抵不上扑面而来的各种感官刺激、娱乐的欲望。也就是说,人们一方面痛苦着,另一方面快活着。这真是一种“完美的折磨”,它会使这种制度下的人类,成为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一种新人,有新的人性。比如,不仅拿无知当热情,而且用娱乐方式消解一切严肃事实、把低俗当成伟大的事业——总之,人们从懒得问“为什么”开始,到根本不再会出现“为什么”,人们脑子里再没有任何问题意识——从“吃了上顿想下顿”到“吃了上顿不想下顿”。

  还有什么“精神分裂”呢?那个造成精神毁灭的人,同时也是个笑容可掬的人,不是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而是把你“养得好好的”(吃好喝好玩好)的、绝对不会让你滋生怀疑和仇恨的人,甚至它根本就不是人,而是电视和网络等媒介。这些人、体制、电视、网络……并没有以可见的暴力强迫我们,而是以我们渴望的方式让我们自己乖乖地、心甘情愿地注视它们。

  还有什么能比此刻更可以称之为精神分裂的呢?比如严肃的话语或者社会公众话语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你拍一、我拍一”似的儿歌语言,人们陶醉于电源插头和无所不在的网络带来的各种消遣中,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不知不觉地丧失了深刻的思考力。

  在娱乐异化环境下,人们在受害时,想不到自己在受害,就像即使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在吸的时候,却是乐滋滋的。

  人们再也不知道要为什么而奋斗,这是否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情呢?但与此同时,一切却似乎已经事先安排好了,就连如何娱乐、在什么时刻拍手,都安排好了,可是,被安排好了的娱乐,还是真正的娱乐吗?

  根本就不存在痛苦的哭声,谁会拿起武器反对娱乐呢?就像《娱乐至死》的作者说的:“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一种看不见的、没有文字、书籍、理论的意识形态,笼罩在我们周围,似乎根本无法反抗,只有跟着走的份儿。我们只能描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轮廓,其实它有自己的观点,一种由当代科学技术带来的思想体系,它就是要把人安排得好好的、叫人顺从,叫人成为没有任何灵性的机器。

  当文化成为技术的附庸时,技术就成为文化的敌人,因为这么一来技术发展的方向是毁灭文化的。这是什么技术呢?文化成为令人眼花缭乱的、以光年速度传送的图像,它像是更高级无比的智能机、轿车、飞机,没有什么人反对方便与舒适,也反对不了。

  结语

  以上现象,的确在挑战人们习以为常的,哲学对人之本质的判断,因为事情的发展趋势好像是,娱乐的痴迷者就可以一直这样玩下去,他们绝对不会想到使自己快乐的东西,同时也是奴役他们的东西。就这样,他们快乐到死。

  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贪婪快乐而不思考,说这种严峻的情形与技术的飞速发展无关,笔者是不相信的。人类是否将会由于自己无限的获取欲望而导致毁灭,这可不是一个娱乐本身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临死的瞬间还在娱乐的笑中,那他就不是人而是不可思议的魔鬼。笔者在沉思与诧异之余,还要十分严肃地研究发笑中的哲学问题。

  21世纪的悲剧,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伟大的思想启蒙时代。这真是荒谬,因为回头总结一下,我们发现,所谓18世纪的理性主义,其实是浪漫主义的,也就是描绘未来社会和人类“应该如何”的理想蓝图,它开创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先例,也就是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而改造人——似乎人生来就是为了坚持某种立场(主义或信仰)而活着的(不然就是糊涂地活)——它的最大问题,就是会把人当成机器,人将变成没有灵魂的机器,也就是在精神上齐步走,只有享受身体快乐的能力。

  真是荒谬,这是对人类智力的莫大讽刺,因为伏尔泰和卢梭们,当年是拼着身家性命,捍卫言论与思想自由的——荒唐就在于,社会一丝不苟地沿着他们的主张,却走到了与他们的主张完全相反的方向。

  那么,这种不知不觉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到了20世纪,技术已经充分成熟了,满足了使人成为机器的全部条件,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已无路可逃。笔者发现,所谓技术,与“组织”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技术精湛本身就意味着组织严密。

  而人的本能是自由的。本能是无序的,它什么时候来或去,是难以预料的,难以规训的。当“为了某种蓝图奋斗”的“单一立场主义”违背了人的天性,这样的技术战略,需要调整,需要批判反思。在这个调整中,也应看到一切表面现象背后所掩盖的贪婪的人性;而批判的可能就是在看似合理的现象之上看到背后人性自身的悖谬。

  注释:

  [1]尼尔·波兹蔓:《娱乐至死》,章艳、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6页。

  参考文献:

  1.[法]利奥塔:《话语图形》,谢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2.[英]奥威尔:《1984》,柳青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9年。

  3.[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4.[英] 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重返美丽新世界》,陈亚萍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作者简介

姓名:尚杰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