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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国滢:逻辑何以解法律论证之困?
2018年08月31日 23:06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作者:舒国滢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How Logic Overcomes the Difficulties of Legal Argumentation?

  作者简介:舒国滢(1962-),男,湖北随州人,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哲学

  原发信息:《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20182期

  内容提要:尽管现代数理逻辑发展到相当精致的水平,但不能直接把现代数理逻辑当作“法律逻辑”从“自然推理系统”到“法律推理系统”,这中间还需要克服诸多理论上的障碍。法律论证是一种独特的论证,这种论证的独特性在于它处理的并非关于“是什么”的问题,而处理“应当是”或“应当做”的问题。道义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也为法学概念、法律规范(体系性)结构与性质以及法律关系等等问题的“形式分析”和“元法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逻辑手段和研究工具,使得“法律逻辑”在20世纪中叶之后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逻辑领域。法律实践(法律规范适用)的难题仍然需要逻辑学家建构出更为精致、实用的逻辑操作技术,使司法裁决真正受到法教义学和逻辑的双重检验。

  关键词:数理逻辑/法律论证/道义逻辑/一阶谓词演算/约根森困境

  标题注释:本文乃作者所承担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法学成长中的方法与知识谱系”(项目编号:14ZDA07)的阶段性成果。

 

  在当代法学理论的讨论中,逻辑学与法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应当看到,法学所遭遇的论证难题(包括法律实践的论证难题)大体上是价值判断逻辑的难题,而价值判断似乎根本无法从形式逻辑的推演中导出,也似乎无法用纯粹的经验观察及事物的自证性质来分析。①故此,法学向现代逻辑学提出一个知识论上的问题:形式逻辑到底能不能用来论证法律上的(应然的、价值的或规范的)判断(理据)?或者更直白地说,那些不能进行真假(真值性)判断、而用应当或不应当表达的陈述(命题)能否用形式逻辑来进行分析?所有的现代逻辑均必须首先直面来自法学上的问题。逻辑若不能解决法学上的难题,其效果意义可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逻辑而言,不能回应法学(当然也包括其他类似的学科,比如伦理学)难题,表明逻辑的应用价值是有限的,“一切关系均可用逻辑式表达”就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逻辑不能回应法学难题,对于法学来说更不是一个福音,这意味着,所谓的法学乃“逻辑不入之地”。而不能进行逻辑阐释的所谓法学还是不是一门“科学”(Wissenschaft/science),就成了一个大问题。②这个问题不解决,近代以来法学家们依照“几何学方式”或“科学/逻辑式样”建构起来的一套知识体系(尤其是19世纪德国的学说汇纂派建构的民法知识)则可能瞬间坍塌。兹事体大,不可不察。本文拟从历史与知识谱系的角度考察和梳理法律论证的逻辑难题及其解答尝试。

  一、逻辑理论的演进

  “逻辑”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 ”(logos,逻各斯)。然而,希腊语λóγo(logos)最早并非是逻辑的名称,而是希腊哲学、神学用语,指隐藏在宇宙之中、支配宇宙并使宇宙具有形式和意义的“绝对的神圣之理”或“理性灵性本元”(比如,斯多葛学派把它看作是“智慧”、“自然”、“神”、“宇宙的灵魂”,认为宇宙就是由总的逻各斯内所包含的小逻各斯所构成)。③我们看到,在历史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尽管本身并未采取“逻辑学”(希腊文: )的名称,但却包含丰富的逻辑学理论(即,“语言结构理论”[认为简单命题是由名词表达式构造起来的],“对当理论”,“换位理论”,“模态逻辑”④),并创立了第一个(通过对前提与结论句法结构的分析来确认推理的有效性之)演绎推理系统(名词表达式逻辑的第一个系统),从三段论“第一格”(大前提:M-P;小前提:S-M;结论:S-P),推演出“第二格”(大前提:P-M;小前提:S-M;结论:S-P)和“第三格”(大前提:M-P;小前提:M-S;结论:S-P)。⑤后来,这种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以三段论为中心的关于概念、命题、推理和方法的理论(即“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被德国著名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其1878年所写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中第一次称为“对一切思维的形式规则作详尽的阐明和严格的证明的科学”,⑥即“形式逻辑”(formale Logik),⑦从此,逻辑遂成为“形式逻辑”(或“真正的逻辑”[Die eigentliche Logik])的代名词。⑧

  按照康德的理解,“普遍纯粹逻辑”(形式逻辑)与纯粹的先天原则(laute Prinzipien a priori)打交道,它是“知性的法规”(Kannon des Verstandes),也是“理性的法规”(Kannon der Vernunft),但只是就其运用的形式而言,而不管内容是什么(经验的、还是超验的)。也就是说,作为普遍逻辑,形式逻辑抽掉了知性知识的一切内容及其对象的差异性,并且只与思维的单纯形式打交道;作为纯粹逻辑,它不具有任何经验性的原则,因而不从心理学中汲取任何东西,它是一种明证(演证)的学说,在其中,一切都必须是完全先天确定的。⑨

  康德指出,“普遍纯粹逻辑”(形式逻辑)与“应用逻辑”(die angewandte Logik)不同:后者是“作为特殊的知性运用的逻辑”,它针对着心理学上“主观经验性条件之下的知性运用规则”,含有“经验性原则”(empirische Prinzipien),其运用的条件是“经验性地被给予的”,它所研究(处理)的是“注意”(Aufmerksamkeit)、注意的“障碍”(Hindernis)与“后果”(Folgen)以及“错误的来源”(Ursprunge des Irrtums)、“怀疑”(Zweifel)、“顾虑”(Skrupel)、“确信”(berzeugung)等等的状态。⑩

  康德有关“普遍纯粹逻辑”(形式逻辑)与“应用逻辑”的论述,实际上反映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关逻辑的性质及其应用功能的认识争议(亚里士多德的前后《分析篇》、《论题篇》和《修辞学》中有关“科学三段论”、“论辩三段论”[论题学]和“修辞式三段论”[恩梯墨玛]的论述本身就包含着这种认识争议,(11)从中世纪至16世纪的法律辩证法[逻辑]、法律论题学中也包含着这种争议(12))。现象学创始人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在1900年出版的《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第1卷“纯粹逻辑学导引”中把相关的认识争议概括为4个方面:(1)逻辑学究竟是一门理论学科、还是一门实践学科(一门“技艺学”[Kunstlehre,工艺论]);(2)逻辑学是否是一门独立于其他科学、尤其是独立于心理学或形而上学的科学;(3)逻辑学是否是一门形式科学,它是否仅仅关系“认识的形式”,是否也应顾及认识的“质料”;(4)逻辑学究竟是具有先天的和明证(演证)的学科的特征,还是具有经验的和归纳的学科的特征。(13)对于这些问题,存在着绝然对立的两种学说:一种学说仅承认逻辑学是一门属于纯粹理论学科的明证(演证)的先天科学(纯粹逻辑学或形式逻辑),否认逻辑学的实践特征;另一种学说则认为逻辑学自身也包括实用的或实践意义上的逻辑学(比如,发现[开题]的逻辑学),包括认识/思维的“技艺学”(工艺论或开题术),属于规范学科。(14)

  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近现代逻辑学的发展显然走上了纯粹理论学科的形式逻辑学(甚至完全用数学符号表达的数理逻辑)之路:(15)比如,德国哲学家、法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本人在17世纪中后期试图使用数字表示未解析观念,把数学方法用于解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和论题学(后一点可参见其1666年博士论文的《论组合术》),推进了数理逻辑的兴起,也标志着“逻辑的再生”(rebirth of logic)。(16)19世纪中叶之后,数理逻辑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奥古斯塔斯·德·摩根(Augustus De Morgan,1806-1871)先后出版《第一逻辑观念》(First Notions of Logic,Preparatory to the Study of Geometry,1840)、《形式逻辑》(Formal Logic or The Calculus of Inference,Necessary and Probable,1847)、《逻辑建构体系概要》(Syllabus of a Proposed System of Logic,1860)等,首次发现了在命题逻辑中存在着“非(P且Q)=(非P)或(非Q)”和“非(P或Q)=(非P)且(非Q)”等等关系法则(即,“德·摩根定理”),从而成功地发展了三段论;另一位数学家、逻辑学家乔治·布尔出版《逻辑的数学分析》(The 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Logic,1847)和《思维规律的研究》(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ws of Thought,1854),建立了较为系统的逻辑代数(“布尔代数”),最终实现了莱布尼茨关于创立能作为非算术解释的代数演算的设想;(17)后来,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于1864年出版《纯逻辑,或数与量之间的逻辑》(Pure Logic,or,the Logic of Quality apart from Quantity,1864),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实用主义之父查理·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于1870年出版《相关性逻辑》(Logic of Relatives,1870),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卡尔·厄恩斯特·施罗德(Friedrich Wilhelm Karl Ernst Schr der,1841-1902)于1890-1905年间出版3卷本的《逻辑代数讲义》(Vorlesungen über die Algebra der Logik,1890-1905),改进和发展了逻辑的“布尔代数”和“德·摩根定理”;(18)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特洛布·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1848-1925)出版《概念符号文字——一种模仿算术的纯粹思维的公式语言》(1879年)、《算术的基础——对数的概念的逻辑数学研究》(1884年)、《算术的基本法则》(1卷,1893年,2卷,1903年),成为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也被公认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创始人。(19)

作者简介

姓名:舒国滢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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