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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逻辑在决策理论研究中的多元应用价值
2019年12月31日 12:26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唐晓嘉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Multiple Values of Modern Logic in Decision Theory

  作者简介:唐晓嘉,西南大学 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唐晓嘉(1954- ),女,广西全州人,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逻辑与人工智能研究。

  原发信息:《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83期

  内容提要:现实的需要是理论发展的推动力,以形式化刻画为特征的现代逻辑亦是如此。决策理论直接与现实相关,无论是求行为最优的个体决策还是与合作相关的集体决策,都面临许多难题。现代逻辑在突破理论瓶颈、化解相关难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它可以提供形式刻画的语言工具,揭示决策面临的难题与困境,在形式刻画基础上定义决策算法,寻求解困思路。在学科交叉融和协同攻关形成趋势的时代背景下,基于现代逻辑攻克决策研究中的难题,不仅体现了现代逻辑的理论价值,也将推动决策理论及逻辑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现代逻辑/决策理论/形式刻画

  标题注释: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11SKB14。

 

  [栏目主持人]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波教授

  [主持人语]本期所发表的两篇文章都与人的行动、行动之前的思考和决策有关。

  唐晓嘉的文章从“决策理论研究需要什么”和“现代逻辑可以做些什么”这两个角度讨论了现代逻辑在决策理论研究中的多元应用价值:可以为决策研究提供形式刻画的语言工具,在形式刻画的基础上定义决策算法,描述并论证主体的策略能力;还可以揭示决策面临的难题与困境,寻求解困思路。她呼吁,逻辑学者应该投身于决策理论的研究中去,与决策论学者一道去解决在理性决策中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和困境;在此过程中,不仅推动决策理论的发展,也推动新的逻辑理论和技术的创立。唐晓嘉的呼吁值得引起逻辑学界同仁的重视。

  张留华的论文根据安斯康姆的观点来解读和校正冯赖特关于实践推理的论述。按照他的分析,冯赖特等人所提出的实践推理可以具有逻辑上的有效性,以实践推理为主要解释模式的人文科学也具有某种特殊形式的“逻辑”。不过,这里所涉及的“逻辑上的有效性”(理论必然性)并不等同于“实践上的不可避免”(实践必然性)。人文科学“逻辑”中所指的实践推理的有效与否,只是针对人对于自己或他者行为的解释或理解,并不针对人凭借自由意志所做出的行动本身,所以并不会干预人的自由意志。

  本来没有必要强调现代逻辑理论的价值,因为在学术自由空间下,学者会在研究上自主选择,用创造性工作推动理论发展,从而体现理论的价值。但是,如果某些现实问题急需要解答,却因为各种原因被学者忽视,就有必要作些呼吁。本文选择这个题目的目的就在于此。

  其实,现实的需要是理论发展的推动力,关注社会现实中不断涌现的问题而着力研究,是理论之树常青的保证。以形式化刻画为特征的现代逻辑也不例外。现代逻辑奠基人弗雷格创建一阶逻辑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证明算术理论的可靠性。

  在今天,学科交叉融合共谋发展已是趋势。广阔的应用前景推动着现代逻辑理论的发展,决策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学者这是展示才能的极好机遇,游离于研究之外实在是辜负了时代。本文只是抛砖引玉之作。

  我们将从两个方面讨论现代逻辑在决策理论研究中的多元应用价值:决策理论研究需要什么,现代逻辑可以做些什么。

  一、决策理论研究需要什么

  决策是对最优方案的选择,而选择是主体有目的之能动行为。理性的选择才有优与不优的区分。所谓理性,得到普遍赞同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J.奥曼(Robert J.Aumann)的定义:主体在既定信息下最大效用的行为是理性的[1]350~358。因此,一般都认为,理性选择是指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这里“利益”一词是广义的,不特指经济利益。

  然而决策与理性选择还是有区别的。理性选择强调充分利用从外界获得的必要信息,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即强调选择最优。决策则不同,它强调主体受信息及所掌控资源条件的约束,所能做出的备选方案是有限的,使得最好决策往往是次优的选择。

  决策的次优选择体现的是在有限条件下主体能够实现的最好选择。这说明在现实中有限理性和有限资源始终制约着个体选择;还说明,决策者不仅理性求优并且本能地避险,因为盲目追优可能导致巨大风险,使结果严重背离选择初衷,得不偿失。

  然而人们对风险的主观态度存在极大差异,这就决定了决策分析的工具化。一项决策是否合理只具有相对性,而如何合理决策需要强大的分析技术支撑,从任何意义上讲它都绝不是单纯的个人体验或经验的总结。所以决策理论成为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讨论决策理论对逻辑学技术的需求之前,需要先明确决策理论研究的几个必要前提。

  第一,决策是个体化的行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决策本身往往是各主体的利益角逐。每个主体都是按自己的利益诉求行动,社会的均衡随时可能形成也随时可能打破。这使得有关未来的各种趋势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任何规划,无论如何精致,都无法严格把握与操控未来。唯一可行的是审时度势充分预测各种可能性,在当下做最优策略选择,在行动时随时修正偏差,以保证行动结果最优。行动主体是个人,这意味着决策只能由作为利益主体的具体个人进行,并且决策者是基于他的知识和价值偏好,以及他对各种相关信息的把握来进行选择。知识结构越合理并且把握信息越充分,就越有可能做出优化的决策。

  第二,决策者必须是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独立主体。选择是有目的的能动行为。只有受利益攸关的约束才能形成选择最优的动机,而只有当利益主体能自由选择,才有可能选择到最优。因此,决策主体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在享受收益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成本和风险,在承担义务的基础上享有自由选择权,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均衡。自由选择使每个人学会主张权利并履行义务,它迫使每个个体为实现优化选择而规范行为。如果每个利益主体都能优化自己的行为,最终将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奠定社会秩序的良性基础。因此,任何否认选择者的个体责任,或任意限制选择者的选择自由,实际上是封杀社会良序发展的动力。

  第三,决策必须维护制度营建的秩序,同时会挑战制度。尽管决策是个体的,但决策面对的环境却一定是多主体的。不同主体间观念冲突、利益对抗是常态,冲突与对抗必须要制度协调形成均衡才有秩序。特别地,资本是市场经济运行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它作为一种权利性资源需要强大的法律体系来制约,否则会衍生各种罪恶,导致危机。而资本运作是个体人的行为,法律必须对人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才能保障社会秩序。没有秩序的社会潜存诸多危机,它使未来面临极大的不确定,使优化决策可能完全落空。所以,有效的制度约束是实现最优决策的基本保障,它迫使决策者遵守并维护良性社会秩序。然而,社会秩序是否良性是通过决策者的行为来反映的。伦理与法律作为营建与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人们既能遵守也可能破坏,所以伦理与法律体系必须不断应对挑战。伦理与法律能否应对挑战依赖于合理的制度设计,这本身也是决策的内容,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只意味制度建设必须总在路上。

  基于这些前提看现代决策理论,无论是求自己行为最优的个体决策还是与合作相关的集体决策,都面临许多难题。

  (一)个体决策理论面临的难题

  竞争使得个体的最优选择总是依赖于其他主体的选择,具有多主体系统中主体间相互影响又相互博弈对抗的特征。博弈论自然成为分析个体决策的主要理论模型。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的经典案例。从这个案例可见基于博弈论进行决策的基本思路。甲、乙两名囚犯被隔离审讯,他们的行动集均为{背叛(坦白自首),合作(抵赖)},用D代表背叛,C代表合作。如果两人都选择策略D,则每人判入狱8年;若只有一个人选择策略D,则他因立功被释放,另一人被判入狱10年;若两人都选择策略C,则因罪名证据不足,每人仅被判入狱1年。在审讯之前,两名囚犯就已经得知了他们行动的所有情况将导致的后果,且两人都明白自己的同伴也拥有与自己相同的信息。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C,C)是该博弈的帕累托最优解,因为相应的收益是(-1,-1),对两人来说都是最优的。假定审讯隔离进行,双方在行动前都无法得到对方的行动信息,那么,从个体理性出发,这个对甲、乙两人来讲最优的策略状态是达不到的。因为甲、乙只能根据已有信息对博弈进行推断,由理性人假设只能推出策略D是每个人的占优策略。因为,当自己选择策略D时,如果对手选择策略C,己方将获得最大收益“0”;如果对手选择策略D,己方获得的收益仍相对较高,8年徒刑仍优于10年徒刑。因此,无论对方怎么做,选择策略D都是自己的最好策略。同样的逻辑对另一个人也适用。

  选择策略C则不同。当对手选择策略C时,自己选择C收益是“-1”,但选择D则收益为“0”,0>-1;如果对手选择策略D,自己选择C面临10年刑期,收益最低。就是说策略C将使每个参与者后悔,即A和B都有激励去选择另一策略D以追求更优的收益。然而,与(C,C)相应的收益是(-1,-1),与(D,D)相应的收益却是(-8,-8),个体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却导致双方实际得到的收益并非最大,这就是所谓的“困境”。

  博弈论告诉我们,决策不是追求理想的最优状态,而是最可能优的合理选择。

  博弈论关于博弈选手的认知分析,总是假定选手是贝叶斯理性的,即如果在给定某选手关于其他选手所选策略的概率信念后,该选手的某个策略可以最大化该选手的期望效益,那么这个策略对于此选手而言就是理性的,并且认为“每个选手是理性的”是选手之间的公共知识。人们一般认为博弈可以被博弈矩阵或博弈树完全表达。但事实上,很多博弈模型必须在认知类型结构上对选手知识层次进行不同限制才能直接刻画博弈的解概念。就是说如果不增加对选手认知状态的描述就无法精细模拟选手间的交互信息,使博弈求解算法面临无解的难题。

  博弈论最初作为一个数学分支出现,它与很多利用数学做工具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一样,是从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基本的元素,用这些基本元素构成的数学模型进行相应的研究。但是,数学语言很难精确细致模型化理性主体间相互认知的高阶信息变化,因而它对博弈中选手的理性,对纳什均衡的认知条件等的解释和描述总是显得模糊。以致根据纳什均衡定义往往存在多个纳什均衡,使得纳什均衡作为博弈解的意义被弱化。

  不仅如此,某些能快速化简复杂博弈模型以寻找合理置信均衡解的算法,如重复剔除算法中存在着认知悖论,对博弈论的发展形成瓶颈。因此,寻找到一种理论工具以形式化刻画和表达博弈中的主体知识,描述主体知识的变化更新,知识的更新如何影响主体决策,从而能够解析博弈进程和均衡理论,是帮助博弈理论走出困境的一个有效方法。

  理性决策对信息有很高的要求。许多理论分析都需要完美信息的假设条件,而现实中主体拥有的信息往往不完美、不完全或者不对称,主体拥有各种有缺陷的信息是常态。不仅如此,个体的决策在很多情况下具有不完全理性的特征,首先考虑的是回避风险而非高收益,决策顺序不是寻求最优而是排除最劣。

  所有这些都导致大量理论难题需要攻克。

作者简介

姓名:唐晓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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