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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类”判定之探析 ——基于想象理论
2020年07月10日 15:22 来源:《河南社会科学》 作者:何洁/王克喜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An Analysis about the Determination of Chinese "Class":Based on Imagination Theory

  作者简介:何洁,女,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逻辑史研究;王克喜,男,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逻辑思想史、语言逻辑、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因明研究。江苏 南京 210023

  原发信息:《河南社会科学》第20194期

  内容提要:“类”判定决定了“类”范畴,对“类”判定过程及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揭示中国“类”范畴有别于西方“类”范畴的原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主要是关联性思维,关联性思维离不开想象,“类”判定研究必然与想象密切相关。想象能够最大限度地摹写现实经验与情感,通过想象能够回忆并提取知识,建构现实可能或不可能的情境,从而对具象或抽象的对象进行“类”判定。“类”判定、想象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成为“类”判定的置信依据,这使得基于想象的“类”判定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与说服性。

  Analyzing the process and principle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Chinese "Class" is to the benefit of uncovering the reasons about the difference of "Clas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because the category of "class" depend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Class".Realistic experience and emotion can be copied by imagination,so we can use it to determine the "Class" of concrete or abstract object by recalling knowledge and constructing the possible or impossible situation.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etermination of Chinese "Class",imagination and knowledge is the basi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hinese "Class",which makes the determination of "class" based on imagination have strong reliability and persuasion.

  关键词:“类”/推类/想象  "Class"/Push Class/Imagination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基地重大项目“广义论证视域下的中国逻辑史开放研究”(13JJD72001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八卷本《中国逻辑史》”(14ZDB013)。

 

  “类”范畴是推类研究的主要内容[1][2][3][4],“类”范畴研究主要集中在“类”的文本分析以及历史考察等方面,学者们揭示了中国“类”范畴的历史演变、特征以及性质,并认为中国“类”范畴与西方“类”范畴不同[2][5][6][7]。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类”范畴具体是如何被判定的,它的置信依据何在?本文暂且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仅以“类”判定的思维过程作为研究切入点,先明确中国式“类”判定的标准与对象(下文如无特殊需要,均以“类”判定代替中国式“类”判定),接着分析“类”判定思维过程中的想象,并对“类”判定、想象与知识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证明中国式“类”判定的可靠性与强说服性。

  一、“类”范畴与“类”判定

  “知类”是中国古代推类思维发生的首要前提,没有对“类”的认识,就不会有推类思维的发生。在研究推类的过程中,不少学者对中国的“类”进行了历史研究与解读。彭漪涟总结了冯契对“类”的认识,认为冯契所指“类”的主要范畴有“同一与差异;个别、特殊与一般;整体与部分;质和量;类和关系”[6]。崔清田也指出“类”是共同具有某些特有属性的同类事物间的关系[1]。总之,学界基本认为中国“类”范畴与西方相比要更为宽泛些。

  在阐述中国“类”范畴之前,需要先引入“类”概念形成背后的逻辑观,以交代清楚本文“类”概念提出的背景。哲学思想的三大源头(西洋、印度、中国)分别产生了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进而形成了“逻辑”“因明”“名辩”等不同论证工具。中国逻辑的研究最初受西方逻辑的影响,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据西释中”,之后随着逻辑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比附法的弊端,转而开始重视中国逻辑特殊性的研究。到21世纪初,崔清田深入开展“逻辑与文化”的理论探讨,深刻阐释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孕育了不同的逻辑”“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逻辑有共同性亦有个性”等观点,并提出对于推类的研究方法应从文化诠释开始[1][8][9][10]。随着中国古代逻辑与文化专题研究的发展,鞠实儿将“逻辑与文化”研究向前推进,提出广义论证理论。“逻辑与文化”理论以及广义论证理论的先后提出,使得中国逻辑的研究视角得以拓展,并清楚地指明,论证的说理依赖于论证发生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语境,在不同的背景和语境下会有不同的论证特征[11]。由此可知,逻辑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不同的发展取向,可以是演绎为核心,也可以是以归纳为核心。笔者认为中国逻辑有与西方逻辑发展过程中类似的逻辑思想,但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逻辑研究的文本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展,以便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待中国逻辑特性,本文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对中国“类”的概念进行界定。

  “类”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类”范畴是指具有种属关系事物的集合。比如:“车,木也”“白马,马也”“杨木之木与桃木之木也同”等,都属于种属关系的“类”。

  广义的“类”范畴除了包括种属关系,还包括非种属关系事物间的相似关系、时空关系、因果关系以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等。比如:

  乾为天,为圆,为父,为玉,为金……为驳马,为木果。(《周易·说卦》)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中庸》)

  中西方“类”范畴不同,显然是由于个体判定“类”的标准不同,“类”判定的原则是类同原则,“类”判定的对象是具有种属或非种属关系的事物。其中,非种属关系所涵盖的范围广泛,除了能具象化的事物,情感、意境、多维关系等难以具象化的事物,也算作“类”判定对象的范围。因此,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类”判定是基于类同原则对具有种属或非种属关系的对象进行分类。中国式“类”判定的过程,体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思维习惯,研究“类”判定的思维过程,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思维的过程。

作者简介

姓名:何洁/王克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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