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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的人性道德观评述
2015年03月04日 08:07 来源:原载于《教学与科研》1987年第1期 作者:李光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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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德罗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百科全书派”的著名领袖,他“为了‘对真理的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1],几乎“在每个领域都影响了(法国的)民族生活”[2]。狄德罗的伦理思想是颇有价值、丰富和有特色的。但因为散见于他种类繁多的著作中,再加上他又与法国伦理学大家爱尔维修处于同一时代,所以他的伦理思想鲜为中国伦理学界重视。本文只能就其中的人性道德观略加述评,但愿能为发掘、研究和批判继承狄德罗的伦理思想尽其绵薄之力。

  狄德罗人性道德观的思想直接源于英国哲学家洛克和沙夫茨伯利,其本身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张道德起源于由人的自然属性导引出的社会属性。二是,强调人的理性对人的美德和道德发展的决定作用。

  (一)

  狄德罗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把人看成是自然界的产物,他说:“人是由两种物质组成的,一叫灵魂,一叫身体”[3]。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外,自然界还给了人两种东西,一曰理性,二曰社会性,这三种要素构成了人的本性。它们就是人类道德的基础,狄德罗正是从人的本性的三要素入手,阐明他的人性道德现的。

  第一、狄德罗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是产生道德观念的基础条件。他说,从生理结构和生理心理需要等自然性方面看,“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只具有与其他动物类似的机体组织,同样要求,对同样的快乐的喜爱,以及一种对同样的痛苦的共同厌恶:这就是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应该作为适合于人的道德的基础”[4]。无庸置疑,狄德罗所说的人只是仅有生物意义的人,断言的人性只是人和动物共有的自然属性。因此他关于道德基础的观点与其他旧唯物论者的看法,并无区别,仍然是从“感觉欲望”出发,把人的心理过程和生理需要看作决定道德的依据。认为能够满足人的心理和生理需要,使人感觉快乐的行为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只是狄德罗人性道德观的最初出发点,并不是他人性道德观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内容。

  第二、狄德罗认为,人不仅仅具有自然属性,而更重要的是人具有社会属性,人的社会性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还是人类道德关系、道德原则规范产生的依据。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狄德罗试图从社会生活方面去阐明人性以及人性与道德的关系,由此而形成了具有自已特色的人性道德观。

  所谓人的社会性,在狄德罗看来,就是人为了满足生理需要,追求幸福生活,而必须在他所能制服的一切动物之上“合群而生”[5]的特性。他认为这种特性是由人的生理需要与日俱增,而单个人的能力又无法满足自身需要的矛盾决定的。人天生就有求生存、求发展的欲望,可是人在实现这种欲望的过程中,个体的身体力量十分薄弱,不如动物优越,任何个人光凭自身的努力,都很难在自然界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战胜其它动物,保全自己,获得幸福和发展。于是人类逐渐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要求得生存,求得发展,就必须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合群而生”这就形成了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又决定和推动人的不断“从单独或个人的状态,进而到社会的状态”[6],共营社会生活,由此下去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人们互相依赖,共同追求幸福生活的意向在日常生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成为惯例和理性的根本要求,支配着人们的一举一动,于是调整和保障人的道德关系的最单纯的、最普遍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就应运而生了。

  根据狄德罗的表述,所谓道德原则,就是“我愿幸福,但是我和别人一起生活,他们跟我一样,也愿意幸福;让我们寻求自己,同时也使别人幸福,至少不能妨害别人幸福的方法” [7],换言之,就是“要大家都幸福”的原则。狄德罗明确指出,这个原则是人类生活的唯一愿望,是人类的“公共意志”“公共利益”,“对于人类的公共意志和共同愿望的尊重,是在同一社会中个人对个人,个人对他所属的社会,以及他所属的社会对其他社会的行为准则”[8]。因此,“每个人都必须依赖公共意志来认识他应当怎样做人”,“你所想的一切,你所反复思考的一切,只有在符合一般和公共利益的时候,才是好的,伟大的、高尚的、卓越的”[9]。反之,你不仅不能获得个人幸福,而且还将随落为“道德上的坏人”[10]。

  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承认这个原则,用“公共意志”规范行动呢?狄德罗认为是完全可能的,他说,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原则就铭刻于我们的心中”[11]就存在于一切国家和一切社会生活之中,它是人类生活的需要,是理性决定的产物,所以,人们都会自觉遵守、执行。

  第三、狄德罗认为,理性是构成人性的重要因素,强调理性对培养人的美德和促进道德发展的决定作用,从而形成了他的人性道德观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首先,狄德罗指出,“人不仅是一个动物,而且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12],因为人有理性,有思想,“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精神活动”人才有别于动物,优于动物,成为“伦理上的人”[13],所以,理性是构成人性和决定道德的重要因素。根据狄德罗的表述,所谓理性就是人的一种以感觉为前提,又能对感觉进行组合,而且比感觉更高一级的认识能力或者良心。

  其次,狄德罗认为人只要凭借理性,结合经验启示就可以区分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驾驭情感和行为,进而具有美德。他说:“自然法(道德法、引者注。)就是我们的行为必须以之为规范的那种永恒不变的秩序。它的基础是善与恶之间的本质区别”[14]。因此,人只有首先能够区分善恶,而后才可能遵守道德法,表现出善的行为,进而具有美德。那么,是否不分时代和国家,人们都能同样区分善恶?是否所有的人都能服从道德法呢?狄德罗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他说:“善与恶之间的永恒区别,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规范,是不难得到一切从事思考和推理的人的赞成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在紧要关头自愿地违犯这个规范,而并不感到这样做违背自己的原则,违背自己理性的认识,并不暗暗地责备自己。相反地没有一个人在按照这个规范行动之后不对自己感到满意,不嘉许自己有力量抵抗这些引诱,做了自己的良心认为善良正义的事”[15]狄德罗在这段话中所说的良心也就是理性,思考和推理则是理性的活动方式,整段话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人有理性,因而无论哪个时代和国家的人都能区分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按照道德法行动。

  再次,狄德罗认为人的理性能够驾驭人的情感,使其转化为使行为向善,道德发展的巨大动力。狄德罗非常推崇情感功能,他说:“如果没有情感,则无论道德文章就都不足观了,美术就回到了幼稚状态,道德也就式微了”[16]。但是,他又指出:“情感就其本质性质说,是一个既不能说得太好也不能说得太坏的因素”[17],它的功能是中性的,驾驭引导的责任在于理性, “根据人们对它的应用,情感是邪恶或者是美德”[18]。所谓“应用”实际就是指理性对情感的驾驭。人只要在明智理性的指导下,遵循人的本性,就能合理应用情感,使各种情感和谐一致,发挥其中向善的因素,而不求助于神的力量,就可以具有美德和促进道德发展。

  另外,狄德罗不否认,有时候有些人的理性可能作出错误判断,而使这些有强烈欲望的人不自主地把己所不欲的事情施于别人,甚至“牺牲同类来寻求自己的幸福”[19]。但是狄德罗断言道,这类恶行之所以产生,不是理性的错误,而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贫乏的,有争执的,忧虑的生活之中”[20]。有一些人受了“坏法律”和“恶劣教育的腐蚀,沉湎于淫荡的行为,长期地养成了作恶的习惯自然的本性受到了严重的败坏,理性被践踏在脚下,因而不理踩自己的理性,只是一味听从各种成见、激情、欲望的话。这些人是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认罪和服罪的,他们会厚颜无耻地公开向你说,他们看不见人们再三宣说的那种善与恶的天然分别;可是这批人尽管腐化到可怕的程度,尽管千方百计逃避其余的人的那种对自己的谴责,有的时候还是瞒不了自己,在防范不周的时刻会自我揭露的”[21]。所以,要避免错误,杜绝恶行,具有美德,就必须恢复人性,发扬理性,克服无知、消除谬误、合理应用情感。其关键就在于以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即用合乎人性的标准来改革社会制度。

  (二)

  狄德罗生活的年代正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作为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他的人性道德观和整个伦理思想如同他的哲学思想一样,都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导,是在伦理思想领域中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和合乎人性寻找理论依据。因而具有明显的革命作用和进步意义。但是由于阶级局限性,他的伦理思想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重大理论失误和消极因素,如同他的整个社会观一样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产物。

  狄德罗的人性道德观的历史作用和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狄德罗的人性道德观具有明显的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和封建道德的革命性。他开宗明义指出,喜乐厌苦是人的自然本性,是道德起源的基础之一。并说:“自爱或具有幸福生活的持续不断的愿望,和我们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是我们的体质、本能、感觉和反省的必然结果,是有助于我们的保全、符合自然要求的本源,在自然状态中与其说是恶习,无宁说是美德。”[22]他还鼓励人们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合群而生”共同努力,到社会现实生活中去寻求生存、寻求幸福生活和人类发展。而且断言说,判断善恶只有一个不变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要大家都幸福”的“公共意志”。人们只要服从“公共意志”就可获得幸福,而有美德。毫无疑问,狄德罗的这些思想沉重地打击了宗教化的封建道德。它既否定了上帝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是最高的善,人世的德性和宗教的德性不可分割,人们只存在爱慕和信仰上帝,锻炼宗教的人格和履行宗教义务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美德的宗教道德“德性邪说”;又批判了要人们容忍现世生活的痛苦,克制生存发展的欲望,安贫乐贱,逆来顺受,绝对服从封建专制统治,把享受幸福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来世的宗教道德绝无人性的禁欲主义。狄德罗对封建宗教道德的批判,对于打开十八世纪中叶的欧洲人的眼界,使他们从宗教道德的麻醉中清醒过来,建立符合人的需要的新道德,有着极大的进步意义。

  第二,狄德罗的人性道德观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革命战斗性。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既是他政治学也是伦理学的目的。在狄德罗的人性道德观中,理性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他之所以如此推崇理性对道德的重要作用,其中有认识论的根源,但更关键的却是阶级根源。正如黑格尔评价法国哲学时,讲的那样,“它的实质就在于从理性的本能出发,攻击一切腐化变质的状态,攻击那些普遍的、彻底的谎言,例如攻击僵化了宗教所肯定的东西。”[23]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宗教和封建道德始终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民,巩固封建政权的工具,对宗教道德的批判必然要进入到对封建制度的批判。狄德罗正是把理性当作一面旗帜,启迪当时人们的思想,激起人们对封建制的痛恨,引导人们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摈弃非理性的宗教道德,揭露社会弊端,批判社会制度,重新考察一切,发现规律,改革一切现行的不合理事物,建立起一个合乎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所谓理性和永恒正义的资产阶级王国。这种资产阶级革命性在狄德罗关于一切恶行之所以产生,不在于理性的过错,而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要根绝恶行具有美德,必须恢复理性,关键在于以理性为标准,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论述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因此可以肯定,当时狄德罗推祟理性的作法,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革命性,对于推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发展,号召人们起来参加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以至对于人类解放都具有历史的、进步的意义。

  第三、狄德罗的人性道德观中包含了许多重视人和帮助人类获取幸福;反对宗教道德,建立新道德;反对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因素。这些思想不仅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无产阶级的道德发展,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创立都提供了思想资料。欧洲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付立叶和欧文就是承袭法国唯物主义中人性和理性的概念,创制理论和预想未来的。他们“为了教育无产阶级曾经作过不少事情,他们翻译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并且用普及本把这些翻译作品和英国作家最优秀的著作一道加以传播”[24]。恩格斯在评价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学说时还指出:“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25]

  狄德罗的人性道德现在理论上的最大失足和它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他主张人有恒古不变的共同本性,诸如“自然性”、“社会性”、“理性”。而且把这些共同本性作为道德起源的基础或道德发展的决定因素,进而导引出普遍的、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道德和道德原则。因此,必须对其分析批判,引以为戒。

  首先,人类社会从来不存在恒古不变的,超阶级超历史的共同人性。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宣扬的爱的共同本性的观点时,曾指出;“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26]。在阶级社会,人性主要表现为阶级性而不是共同性,人的阶级性是主导的、本质的,某些共同性是从属的、非本质的。人的共同属性不是没有,而是要受阶级性的制约和支配。可见狄德罗把道德建立在共同人性、普遍人性基础之上,其理论前提就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人性不是道德的基础,也不是道德发展的决定因素。狄德罗自言到,喜乐厌苦是人和动物共同具有的属性。可是他又把这种属性当作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作为人的道德的基础,这岂不是说所有动物身上也都有了人性和人的道德吗?这是非常荒谬的。固然人喜乐厌苦的本能、欲望等自然属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的行为观念。一般说道德不应该无视或鄙视人的自然性,而是应该根据一定现实条件,使它得到合理维持和发展,然而它不能构成道德的根源。这是因为道德的基本问题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27]。

  狄德罗也谈到人有社会性,需要共营社会生活,“要大家都幸福”是人的社会性的核心,由此才产生了道德关系和道德原则。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道德关系只能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产生和存在,单独的个人是无所谓道德关系和道德的。这说明他一定程度上猜到了道德的社会性,遗憾的是他讲的人的社会性只是自然属性的产物,而不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与马克思主义讲的人的社会性有本质的区别。诚然自然属性对社会性的产生有重要作用,但是它并不能构成社会性的根源,作为人的社会性的基础的只能是人的社会实践和由之形成的生产方式,归根到底人们总是“从他们阶级的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28]所以狄德罗对人的社会性和社会性与道德的关系的解释,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他还是没有科学地解决道德的根源问题。

  狄德罗推崇理性的思想,具有一定合理性,在他那里理性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反映着现实存在,发挥着作用,因此不能忽视其中的积极意义。但是它最终还是被狄德罗抽象化了,变成了无差别的脱离社会实践的,然而又能发现一切事物,决定一切事物的发展的万能工具和唯一力量。他认为无论是哪个时代和哪个阶级的人,只要发挥理性功能,就能够认识真理,区分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就能把握道德法,而具有美德,推动道德发展。他还同意西塞罗的看法“真实、原始、首要的法(道德法一引者注)无非就是伟大天神用来支配一切的理性”,“是那个支配宇宙的永恒理性的印记。”[29]于是狄德罗便从推崇理性开始,到无限夸大理性作用,最后终于否定了社会物质生活对道德的决定性作用,陷入了唯心史观。他的失足从反面证明了,人性不能作为道德的基础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再次,人类社会从来不存在普遍的、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道德和道德原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所有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而因为直到现在社会是在阶级对立之中发展,所以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是为支配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辨护,或者是当被压迫阶级足够强大之时,它表现对这个统治的抗命,而代表被压迫者将来的利益。”[30]狄德罗把道德建立在所谓人的永恒不变的共同本性之上,从中导引出道德关系和调节这种关系的无差别的永恒的道德原则,说这个原则就是“要大家都幸福”,它是人类的“公共意志”,是适用于一切阶级和社会衡量善恶的唯一标准,任何人都会承认这个原则,并且用它来规范冉己的行为。他的这种观点完全抹杀了道德的阶级性,违背了道德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充分暴露了他的形而上学唯心史观。狄德罗之所以热衷于谈论无阶级差别的超社会的道德和道德原则,完全是出于他的阶级立场,其目的在于淹没当时法国第三等级中其他成员的道德利益,把资产阶级的道德看成是合乎全体人民利益的道德,永恒不变的道德,要人民绝对服从。由此可见,他提倡的道德既不能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需要和效法的道德。总之,狄德罗一味强调抽象的人的共同本性,脱离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科学地解决道德的根源和实质问题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狄德罗的人性道德观,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而必须把它放到人类道德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中加以考察和评价,给予它应有的历史地位。特别应该注意,我们研究他的思想是为了批判地吸取其中有益的内容,抛弃其错误的东西,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而不是盲目搬用,真假兼收、精糟并蓄。我们反对任何借继承和借鉴之名来代替对现实道德生活的研究,和在理论上重复历史上人性道德观的错误的思想行为。

  【注释】:

  [1],[26],[30]《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228、23l页,第3卷134页。

  [2]John Morley《Diderot and the En cyclpaedists》New york 1891.Vol.1,P49。

  [3]、[5],[4],[6]、[13],[8],[9],[10],[12],[14],[15],[21],[20],[29]周辅成《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440,460,441,450,419,448,447,443,444,446,445页。

  [7]、[11],[22]《狄德罗全集》法文版第17卷133页,第15卷229页。

  [16]、[17],[19]《狄德罗选集》1,286页。

  [18]转引自法国享利•勒费尔《狄德罗的思想和著作》54页。

  [23]黑格尔《哲学讲演录》第4卷222页。

  [24]、[25]、[27],[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528、166、167页,第20卷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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