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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浩:小康文明的伦理条件
2018年03月12日 09:35 来源:《哲学动态》 作者:樊浩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Ethical Conditions for Well-to-do Civilization

 

  作者简介:樊浩,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177期

  内容提要:小康时代的中国问题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小康瓶颈”。作为传统话语,“小康”在逻辑上面临“天下为家”和“礼义以为纪”的文明瓶颈;作为现代话语,“小康”历史地面临话语转换中伦理缺场和伦理供给不足的文明瓶颈。小康时代的特点是“小”而“康”,“小康瓶颈”是伦理之“小”和经济之“康”的伦理-经济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市场经济体制和利益驱动机制释放出人的“最强的动力”,但进入小康时代后,以“需要-满足”为逻辑的自然动力将日显其“小”;另一方面,科技、经济之“康”使文明发展由“山河时代”向“文化时代”转型,文化需求日见其“大”。文化动力的供需失衡和文化供给危机,生成“小”-“康”瓶颈。小康时代的最大难题是如何通过伦理努力释放人的“最好的动力”,并在“最强的动力”与“最好的动力”的辩证生态中推动经济与社会持续、合理发展。我们必须基于中国传统,探索走出“小康瓶颈”的国家文化战略。

  关键词:小康文明/最强的动力/最好的动力/伦理瓶颈

  标题注释:本文系江苏省“道德发展高端智库”和“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承担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现代伦理学诸理论形态研究”(10&ZD072)和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以市场经济与多种所有制并存释放出“最强的动力”。而进入小康时代后,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寻找“最好的动力”,建构“最强的动力”与“最好的动力”的辩证生态。彼德·科斯洛夫斯基发现:“人是经济社会制度的最强大和最好的动力。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自其创立时起,就产生于人类强大的动力,即人类自身的利益。哲学伦理学向来探索的目标是人们所称的那种人的最好的动力:追求美好的东西、履行义务、实现美德。”①“人的最强和最好的动力相互处在一定的关系中,因为最强的动力不总是最好的,而最好的往往动力不强。”②“经济的最强动力-伦理的最好动力”,是文明的“理想类型”,也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源,其中任何动力受到扼制或供给不足都将使文明进步陷于瓶颈之中。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伦理道德对破解小康时代的“中国难题”将具有特殊意义。

  一 何种“中国问题”:“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小康瓶颈”

  “小康”时代面临的“中国问题”究竟是什么?对此学界似乎已形成共识:“中等收入陷阱”。然而经过反思后人们发现:其一,它只是“西方问题”、“西方命题”的移植和演绎,并没有经过“中国经验”的检验;其二,它只是经济学命题,并不是具有综合意义的文明诊断。因此,它对正在走向小康时代所面临的“中国问题”的解释力和解决力值得怀疑。

  “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的概念,中文将之译为“中等收入陷阱”。作为呈现发展规律的经济学描述,其要义是说进入中等收入之后的经济体将陷入长期停滞,只有很少数能跻身高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4126美元~12735美元之间,而2014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7400美元,显然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由此,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中等收入陷阱”。“trap”在英文中有“陷阱”、“困境”之意,译为“陷阱”,既表达了一种忧患意识和前瞻性,也似乎隐喻某种故意,以期引起人们重视。但是,这一由统计数据演绎而来的命题很容易将复杂的发展规律简化为“中等收入”的经济学问题,严重遮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所遭遇难题的本土性,甚至导致“中等收入诅咒”。对走向全面小康的中国来说,这种抽象的“问题移植”将产生问题意识与发展理念上的严重误导。其实,即便对西方社会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也只是耸人听闻的伪命题,因为从中等收入到富裕社会是一个巨大而艰难的跨越,其本来就是一个长期过程,对很多国家而言甚至是难以完成的过程;而且相对于脱贫致富和追求“中等收入”来说,人们走向高收入的需求冲动显然要小得多。应该说,这一过程的漫长是正常现象,“陷阱”并没有揭示问题的本质,反而容易产生“中等收入原罪”甚至“中等收入恐惧”的误导。

  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笔者认为,在这一进程中,我们正在遭遇的“中国问题”其实是“小康瓶颈”。

  “小康”最早出于《诗经》,后来被孔子描述为“大同”异化之后的理想社会模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是谓‘小康’。”(《礼记·礼运》)在孔子的描述中,“大同”是“大道之行”的人类文明的原初状态,其精髓是“天下为公”。因其为文明的家园,因而又积淀为一种历史情愫和文化向往,成为文明的理想境界。“大同”与“小康”的根本区别即在于“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伦理境界和文化气象。“大同”“同”于何?“同”于“公”;因何“大”?因“天下为公”而“大”。“小康”因何“小”?因“天下为家”而“小”;如何“康”?礼义成就其“大道既隐”之后的康庄之道。在中国话语中,“康”既是“无病”,以生活水平而言,即所谓温饱无忧,由此可以演绎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是通达之道,即《尔雅》所谓的“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康”是以“天下为家”为出发点的“五达”之道,“同”是以“天下为公”为出发点的共由之道,两者文明境界不同,因而“同”为“大”,“康”为“小”。在孔子那里,“小康”的文明合理性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元素:(1)“天下为家”。“家”是小康时代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准,所谓“各亲其亲,各子其子”。(2)“礼义以为纪”。“礼义”即伦理道德是“天下为家”的“小康”文明成其为“康”的根本条件,缺失礼义的小康只能囿于“小”,而难以达其“康”。作为“大同”之后的理想社会模式,“小康”承续着“天下为公”的原始公有制的文化记忆和文明向往,“康”之为“康”,在于它是由“家”之“小”通往“天下”之“大”的康庄之道。

  在当今中国,“小康”既是对传统话语和社会理想的承继,又发生了意义转换,从而具有很强的表达力,对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相当的解释力。或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追求和达到的“小康”,是从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一大二公”乌托邦式的“大同”转型而来的,它在一定意义上是由“天下为公”向“天下为家”的转型。当然,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天下为家”,但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确实使经济社会的重心发生由“公”到“家”的深刻转换,而且这种转换既包含对“一大二公”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也是对“天下为公”的公有制的文化坚守。在这一过程中,“小康瓶颈”可能从逻辑和历史两个维度发生。其一,逻辑瓶颈。如上所言,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小康”必须同时具备“天下为家”和“礼义以为纪”两个元素。而缺失“礼义以为纪”伦理道德条件的“天下为家”将是何种景象,尽管孔子没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将囿于“家”之“小”,而不能通达“天下”之“大”,由此“小康”将失去合理性而陷于瓶颈之中。其二,历史瓶颈。在现代话语中,“小康瓶颈”可能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在话语转换中“小康”从一种文明气象演绎为抽象的经济指标,从而由去伦理、去文化的经济单向度产生的“小康瓶颈”;二是在“天下为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因伦理和文化供给不足而生成的文明瓶颈。走向小康的现代中国,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以“天下为家”为突破口的经济改革,在解放生产力、赋予经济发展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面临分配不公、官员腐败等诸多难题,因而必定期待“礼义以为纪”的伦理供给和文化支持,实现从“天下为家”向“天下为公”的文明提升。总之,“小康瓶颈”发生于经济与伦理、经济与文化之间,是经济-伦理、经济-文化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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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樊浩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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