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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玮/徐向东:境况主义挑战与美德伦理
2018年10月09日 17:52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陈玮/徐向东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Situationist Challenge and Virtue Ethics

  作者简介:陈玮,徐向东,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京)2018年第20185期

  内容提要:认知科学的发展在为伦理研究带来一系列重要机遇的同时,也为伦理学的传统研究和某些伦理观点带来了挑战。自从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心理学和个性心理学中的境况主义实验就被认为消解了品格概念;最近20年,某些哲学家更试图利用认知科学的有关研究成果进一步表明,将品格作为核心基础的美德伦理学在经验上是不适当的。本文旨在表明,无论从经验研究还是哲学反思的角度看,这个主张都不是结论性的;并且,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伦理学有思想资源回答境况主义者提出的挑战。本文也试图以此为案例来探究一个重要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经验科学和哲学反思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境况/品格/美德/亚里士多德

 

  自从认知科学在20世纪50年代诞生以来,它就对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伦理学也不例外。大体上说,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种主要方式来设想认知科学和伦理研究之间的关系:第一,认知科学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道德认知和道德动机的理解。第二,神经科学、进化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发现要求我们重新反思道德客观性的本质和来源。第三,伦理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具有相对的超越性或自主性,因此,当我们将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伦理学领域时,就有必要对人性和人类生存条件进行一般性的哲学反思,以此来评价有关应用的前景。本文将以个性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境况主义(situationism)实验对美德伦理学提出的挑战为例,来阐明伦理学和认知科学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富有成效的联系。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作为讨论的背景,我们将简要地概述境况主义实验对美德伦理学的“品格”概念提出的挑战。其次,鉴于这方面的挑战已经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回应,我们将重点考察从“双过程”(dual-process)学说对实践慎思概念的挑战,这个挑战可以被理解为境况主义挑战的延伸或继续。最后,我们将试图表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本身实际上有思想资源回答相关挑战;对哲学文本的细致研究,有助于回答从经验研究角度对哲学提出的挑战,并且,我们仍然有必要深入探究经验研究和哲学反思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境况主义实验及其挑战

  每一种规范伦理理论都有自己对美德的论述,因此也都有自己对“品格”的理解。然而,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当代美德伦理学中,品格的概念占据了核心地位,因为这种理论宣称要按照“有美德的行动者”的思想来界定行动的道德正确性。由此,品格或品格特性就被看成是自我认识和道德行动的基础:正是由于“具有稳定的品格和个性”,人的自我理解、对他人的意识、人际交往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才成为可能。(cf.Miller & Knobel;Kupperman)然而,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心理学和个性心理学领域中的某些学者就开始质疑这个基本假设,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境况主义挑战”,有时也被称为“个人-境况之争”。这些心理学家试图表明,人类行为更多地受到具体境况或情境的影响,而不是像我们通常设想的那样,主要是由行动者内在的心理特性来决定的。境况主义实验在20世纪60—70年代期间发展到了顶峰,其中四个最有影响的实验都被认为产生了完全负面的结果,即彻底否认品格的存在。这些实验试图表明,受试者在不同情境中、面对不同的内部或外部条件,其实际行动或行为倾向并不具有稳定性或一致性。例如,“公共电话亭”实验与“乐善好施者”实验分别表明,人们在捡到硬币后更倾向于帮助他人,而在赶时间去往指定地点做报告的途中则几乎不会停下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模拟监狱”和“服从权威”这两个著名的实验则表明,那些在个性测试中表现正常的人,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却会表现出侵犯甚至伤害他人的极端行为倾向。(cf.Milgram,1963;Isben & Levin;Haney,Banks & Zimbardo;Darley & Batson)

  若上述结论成立,那就会对伦理学领域形成全方位的挑战:一方面,鉴于美德伦理学将品格的培养、形成和发展置于核心地位,该实验结果将严重威胁其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其他伦理理论即使没有将美德的概念置于核心地位,通常也都同意美德的培养对于履行道德上正确的行动是必要的,因而也会遭受类似质疑。总的来说,境况主义挑战如果成功,就会对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构成威胁,或者至少要求我们修改自身对于伦理生活之目的和要求的传统理解。

  境况主义实验根本上关系到我们对个性或品格的认识,因而在哲学领域激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有些哲学家(往往被称为“哲学境况主义者”)赞同心理学家对有关实验结果提出的解释,试图从哲学上进一步论证境况主义并阐明其哲学含义。哲学境况主义有强弱两种立场。强的立场认为,品格或个性特征实际上并不存在,即便存在也不具有所谓“跨境况的一致性”。(cf.Harman,1999;2009)弱的立场则不否认可能存在着在某些情况下保持稳定的品格特性,即所谓的“局部品格特性(local traits)”,但依然否认有跨越不同类型的境况而发挥作用的品格特性,即所谓的“全域品格特性(global traits)”。(cf.Doris,1998;2002)例如,我们不能合理地假定一个人在一切方面、自始至终都是诚实的,但依然可以设想,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在某些情境下是诚实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另一些情境下则是不诚实的。

  无论采取哪种立场,否认全域品格特性的可能性似乎足以对美德伦理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产生威胁。首先,如果我们将美德看成一种特殊的品格特性,跨过一系列不同的境况而呈现为某种一致的行动或情感反应,那么这种美德概念就是哲学境况主义者所谓“全域的”,因而就会受到挑战。其次,即使我们仅仅将美德理解为某种“倾向”,它也依然类似于全域品格特性,因为按照这种理解,拥有一种美德(例如诚实)意味着,只要有关条件得到满足,行动者就会采取与该美德一致的行动。第三,即使我们对美德概念采取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具有美德就在于具有一种敏锐的道德知觉,而不仅限于具体的行为表现,挑战也依然存在,因为按照境况主义者对认知科学中某些相关成果的解释,有美德的行动者所具有的那种道德敏感性要求某种认知能力,后者可能由于情境差异而产生很大变化。境况主义者进一步争辩说,鉴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美德提出的界定和论述典型地呈现了上述认识,因此,无论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采取哪一种解释,都预设了这种品格特性的美德伦理学在经验上是不恰当的。

  境况主义者也对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慎思概念提出了质疑。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一般来说蕴含了如下思想:具有美德的人能够恰当地认识到其处境在道德上相关的特点,并按照既有的价值承诺、通过实践推理而得出应该如何行动的判断或结论,继而以一种在信念、欲望和情感上保持一致的方式采取相应行动或做出恰当的情感回应。这样一位行动者被认为在其理性能动性方面实现了高度的整合——他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和回应与其价值承诺相一致,由此而保持了一个高度完整的人格。然而按照认知科学中的某些研究,我们的推理、决策和判断并非都受到自己有意识的控制。具体地说,包含推理、决策和判断在内的人类认知,是由两个并行机制共同完成的:一种过程是快速的、不费力的、自动的、无意识的、不灵活的、高度情景化的,而且不要求工作记忆;另一种过程则是缓慢的、需要努力的、受到控制的、有意识的、灵活的、非情景化的,而且要求工作记忆。简言之,前一种过程是无意识的,且不受制于理性慎思,而后一种过程则是有意识的,且可以理性地加以控制。这两种过程并非完全相互排斥,①但有时它们可能产生冲突的结果,使认知处于一种碎片化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实际做出的行动可能就不符合其价值承诺或深思熟虑的理性判断。

  根据上述“双过程理论”,梅利特等人认为,在实际行为和评价态度(或规范承诺)间存在着脱节,即“道德脱节(moral dissociation)”。他们进一步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足以表明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伦理学在经验层面是不恰当的,因为后者假设,对于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来说,在知觉、感受、判断和行动之间存在着高度和谐的相互关联,而道德脱节的现象则“使得美德伦理学的实践合理性模型变得成问题”。(cf.Merritt,Doris & Harman,p.375)按照这种解释,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影响让心理学实验中的受试者偏离了他们的理性慎思或明确的规范承诺,令其只关注境况中道德上无关或者不重要的特点,因此就错失了采取道德行动的机会。在他们看来,美德伦理学的预设之所以是经验上成问题的,就是因为道德脱节的现象在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

作者简介

姓名:陈玮/徐向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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