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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德的许可法则
2019年11月01日 15:50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刘作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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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Kant's Permissive Law

  作者简介:刘作,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93期

  内容提要:许可法则是康德后期伦理学著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涉及普遍的法则如何运用到现实的问题。在1793年《伦理学讲义——维格兰提伍斯》中,康德把许可法则规定为禁令的例外,是实现法权状态的必然手段,这一规定是理解康德其他著作中这一概念用法的基础。同时,《道德形而上学》的法权学说中的许可法则是实践理性对仅仅许可行动的立法,起到扩展自由概念的作用,也对应相应的禁令。此外,康德在德性学说里也讨论过许可法则的概念。由于德性学说是对准则的立法,“决疑论”承担起许可法则的作用,因而学界对许可法则的研究有必要扩展到德性学说。

  关键词:许可法则/法权状态/法权学说/德性学说/自由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康德后期伦理学研究”(编号15CZX049)、2011计划“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成果”的阶段性成果。

 

  康德法权学说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许可。具体而言,道德法则规定某个行动或者行动的准则是善的或者恶的,在道德法则规定的范围之外,行动就是许可的,许可的行动对应的法则就是许可法则。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下简称《奠基》)中提及“许可”(erlaubt),在《实践理性批判》的“自由范畴表”里在“质”中提及“例外”的范畴,在“模态”中提及“许可和不许可”的范畴,但是这两部著作没有对这个概念作详细讨论,更没有提及许可法则。在1793年的《伦理学讲义——维格兰提伍斯》(Kant's Lectures on Ethics—Vigilantius)(以下简称《讲义》)中,他详细讨论了许可法则的概念,差不多同时期的《论永久和平》(1795年)也有两处提及这个概念。之后他在《道德形而上学》(1797年)的“法权论的形而上学的初始根据”中,也有两处集中讨论了许可和许可法则的概念。可见,康德主要在法权学说的著作中涉及许可和许可法则的概念。其实,费希特很早就注意到许可法则对康德法权学说的重要性,他在《自然法权基础》中表示,由于其法权学说不同于康德注重内在动机的伦理学,因而他的法权学说看起来与康德的法权学说不同。但是,康德在演绎法权学说时使用了许可法则的概念,它无法从康德的定言命令中推导出来,所以康德的法权学说不属于伦理学,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法权学说实则与康德的法权学说一致。(参见费希特,第12-13页)费希特强调法权学说与伦理学的区别,前者不考虑动机,后者对动机有要求。在他看来,康德的法权学说使用了无法用定言命令推导的许可法则,因而法权学说不属于伦理学。

  学界也很重视许可法则,B.莎伦·伯德(B.Sharon Byrd)在论文《康德诸许可法则的难以解释的叙述》(The Elusive Story of Kant's Permissive Laws)中作出如下说明:目前学界达成的共识是,许可法则只存在于法权学说中,不存在于德性学说中;有争议的是康德的许可法则到底是什么,与之相关的是,在他的著作中,是否存在多种许可法则,他是否为了其中一种许可法则而放弃其他许可法则,以及人们何时需要一种许可法则。伯德梳理了不同的文本,得出的结论是:在康德的著作中存在三种不同的许可法则,并且强调所有其他解释都超出了责任和许可之间的逻辑关系。(cf.Denis and Sensen eds.,p.157)①但是,约阿希姆·赫鲁施卡(Joachim Hruschka)的解释与伯德的不同。他强调,康德使用的是两种不同意义的许可法则,第一种是对禁止法则的例外,第二种是赋予我们法权的法则。他涉及的文本主要是《论永久和平》和《道德形而上学》的法权学说部分。(cf.Willaschek et al.eds.,S.561-562)

  两位学者解读的分歧是,在康德的哲学中到底有几种许可法则。在笔者看来,除此之外,我们还需思考两个问题:其一,康德为什么只是在后期的著作、而不是在批判哲学中详细论述许可法则;其二,德性学说是否真的不存在许可法则。这些问题是与许可法则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考察不同文本,笔者认为,康德在《讲义》中把许可法则规定为某个禁令的例外,涉及普遍法则如何运用于具体情境的问题,尚未成为批判哲学关注的问题,这一规定成为理解其他文本中的许可法则的基础,因而不存在伯德理解的三种许可法则;正如赫鲁施卡所说存在两种许可法则,但需要注意的是,《道德形而上学》中作为赋予法权的法则也可以看作禁令的例外,只是这种禁令不是道德法则;德性学说没有规定具体的行动,但是有对如何实现目的的反思,这些反思构成了“决疑论”的主题,因而“决疑论”充当了法权学说许可法则的作用。

  一、许可法则的概念

  在康德之前,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克鲁修斯(Christian August Crusius)就对许可法则的概念有过相关论述。他把法则分为肯定性的命令和禁令,前者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后者禁止我们做什么事情。他进一步说:“既不被命令又不被禁止的行动就是许可的行动。”(Schneewind ed.,p.580)一个行动是许可的,即它处在法则规定的范围之外,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康德继承了克鲁修斯的立场,并作出更详细的区分。在《讲义》中,康德认为:自由的行动与道德法则相关,在与道德法则的关联中,它们被评价为善的或恶的。接着他指出:如果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更自然的划分是三分。对一个行动的评价可以分为善的和并非善的两大类,其中后者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消极的善和实在的恶。第一种是+a,第二种是0,第三种是-a。积极的善符合道德法则,消极的善既不符合也不违背道德法则,实在的恶违背道德法则。所以所有行动都可以归结为三种不同的法则,即肯定性的法则和禁令以及许可法则。(cf.Kant,1997,p.277)

  在《讲义》之前,康德在《奠基》中提到许可的概念:道德性是行动与意志自律,也就是意志的准则与可能的普遍立法的关系,“能与意志自律共存的行动,是许可的(erlaubt),不合乎意志自律的行动,是不许可的”。(康德,2013年a,第79页;引文略有改动)关于“共存”,康德的原文是“zusammen bestehen”,不同于定言命令普遍法则公式所表达的“werden”(成为)。不违背普遍法则的意志的准则就是许可的,它包含着除违背道德法则之外的所有行动,即积极的善和消极的善这两种行动。康德在这里没有进一步论述许可法则的概念,这与《奠基》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和辩护最高的道德原则有关。而在《讲义》中,康德则强调,按照对行动的道德评价存在许可法则。

  为什么要承认许可法则的存在?康德作了如下论证:如果我们否定许可法则,“那么整个划分就会崩溃,因为如果没有例外,那么所有的行动要么符合法则,要么不符合法则,并且许可的行动将不是行动,既然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符合法则。”(Kant,1997,p.277)没有许可法则及其行动,在逻辑上是一个缺陷,而且不符合我们日常的道德直观。我们通常以为,午饭吃什么与道德无关,道德法则不会对类似的行动作出规定。它属于许可的行动,做什么和如何做,是由行动者自己来决定的,这是他自由的体现。无疑存在着许可的行动,但这不意味着也存在许可法则。因为法则规定我们如何行动,而刚才例证中的行动恰好是不能被规定的。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在伦理学中,是否存在许可法则?

  在法权状态中,存在许可法则,因为实定法只是一种通常的规定,在具体的情景中,存在例外,比如伤害他人是禁止的,但是自卫是对这个禁令的例外。问题在于,在自然状态中,即在一种不存在正义、没有人们都服从的以普遍意志为依据的立法者、也没有相应的执行机构和司法机构的状态中,是否存在许可法则?康德说:“我们不能马上否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许可法则可能产生于自然状态中。”(ibid.)自然状态的法权义务是最基本的义务,是实定法的基础。在康德那里,法权义务以禁令的形式表达出来,他以乌尔皮安(Ulpian)的三个原则来划分自己的法权义务体系,其中第二个原则就是“不要对任何人做不正当的事”。(康德,2013年b,第34页)这个原则包含不要侵犯他人的财产,不要违背契约等命令。自然状态本来不应当存在许可法则,因为许可法则是对禁令的例外,如果自然状态存在许可法则,那么它就是对法权义务的例外,而法权义务是完全的义务,具体规定了我们应当不做什么,是不允许有例外的。

  在法权状态中,法权是先于强力的,这种“先于”是指对强力的使用以法权为依据。比如,债权人强制债务人还钱是基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法权。康德强调法权义务是以禁令的方式表达,那么法权和强力的关系就表达为“强力禁止取代法权”的禁令。如果强力能取代法权,那么相应的状态就是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是否存在强力取代法权这样的许可法则呢?在正义的法权状态中是不存在的,但是在自然状态是否存在,康德提醒读者不能马上作出否定的回答。他用虚拟语气表明坚持这个禁令的后果,即如果这个禁令在自然状态中也是必须被坚持的,那么“这会继续保持这种无法的状态,因而将会保持在没有法则以及没有对法则的承认的条件之中”。(Kant,1997,p.279)这是一种无法维护人的自由,从而违背了定言命令的困境,走出这种困境进入法权状态是必要的。康德这一点与洛克相似,他们都认为,只有在一个以普遍意志为立法者的法权状态中,人的自由和其他法权才可以得到有效保障,由此进入法权状态是一个义务。接着,他表明走出这种困境的方法:“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允许使用强力的自然法在起作用。”(ibid.)允许使用强力的这条自然法是“强力禁止取代法权”的例外,它作为实现法权社会的手段起作用。

  康德提出这个许可法则的意图很明显。人们在自然状态中相互敌对,看似很自由,实际上这种自由很容易走向反面,使自己和他人失去自由。与洛克所说的人们会自愿走出自然状态相反,康德坚信人们不会自愿走出这种状态。因为人具有一种向往随意的自由的倾向。所以,强力是必要的,它强制人们放弃随意的自由,进入法权状态,使得每个人的自由都得到保障。康德举出另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阐释这个许可法则。两人落入水中,只有一块木板可以救命,而这块木板只可以承载一个人的重量。在这种情况下,最多只有一个人可以获救。康德区分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其中一个人已经占有木板,此时另外一个人不能再从对方那里抢走木板,否则便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第二种情况是,木板是无主的,此时谁的力量强,谁就可以占有木板,从而获救。第二种情况没有确立起受到承认的法权(这里指财产权),类似于自然状态,它们彼此敌对,总是存在冲突。如果两人无法达成一致,又禁止使用强力,那么他们都会失去生命。但是康德强调,保存其中至少一条生命是一项义务,而双方都不可能按照道德法则使用这块木板来达到保存生命的目的,因而只能使用强力。使用强力的目的是为了确立法权,此时行动所隐含的原则就是“为了确立一个法权,按照许可法则,强力先于法权”。(Kant,1997,p.280)

  使用强力本身不是合法的方式,但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为了保障自由和权利,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所以,使用这种方式带有诸多限制。康德并没有明确表述这种限制是什么,不过结合一些论述,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限制在于使用强力是使一个合法的秩序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他在《讲义》中提到:如果不允许使用强力,那么会导致这种无法的状态持续下去,因而“自然允许我们以这种方式使人们的自由的任性按照普遍法则与一般的自由一致”。(ibid.,p.279)康德采用的是自然目的论的视角,“自然”不是机械论的自然,而是合目的性的自然。它表达出为了达到自由而需要采取的某种手段,因而“这种方式”就是使用强力的方式,使用强力仅仅是达到一个合法目的的手段,达成目的后,它就不能单独使用。在法权状态中,法权是先于强力的,强力的使用要以法权为基础,强力先于法权是被严格禁止的。

  康德对许可法则的使用有着清晰的认识。在《论永久和平》中,他坚决反对如“雇用刺客(percussores)和放毒者(venefici)、撕毁条约、在敌国煽动叛乱(perduellio)等”(康德,2010年,第351页),这些行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作为许可法则,因为它们会破坏国家之间的信任,自然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无法实现真正的和平。在《道德形而上学》中,他再次提到第一种情况,并把它称作“紧急法权”(Notrecht)。在危急时刻,某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抢走他人已经占有的木板,导致他人丧命。虽然这种抢夺可能不会受到法庭的制裁,但是康德表示,这种行为是对他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的侵犯,依然是不正当的,必然受到指责。诸如这样的抢夺行为也是禁令的例外,但是无法作为许可法则,因为它们不能使法权状态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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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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