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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伦理学研究如何迈入“不惑”之境
2019年12月13日 16:20 来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樊浩 字号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伦理学研究如何伴随它的时代迈入“不惑”之境?必须回应具有前沿意义的三大追问

关键词:

作者简介:

How Could Chinese Ethics Be No Longer Suffered from Perplexities?

 

  作者简介:樊和平,笔名樊浩,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资深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南京 210096

  原发信息:《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91期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伦理学研究如何伴随它的时代迈入“不惑”之境?必须回应具有前沿意义的三大追问:“道德哲学”如何“成哲学”?“伦理学”如何“有伦理”?“中国伦理”如何“是中国”?“不惑”之境的要义,是以认同与被认同为核心的现代中国伦理学的安身立命。“成哲学”“有伦理”是在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中的“安身”,核心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是中国”是在现代文明体系中的“立命”,核心是中国气派。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现代伦理学面临“哲学认同”的危机,危机源于两大学术误读:对于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哲学气质的误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伦理学关系的误读。现代中国伦理学必须回归“精神”的家园,透过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的建构而“成哲学”。“无伦理”是现代伦理学研究最明显也是最具标志意义的“惑”,“道德”的话语独白导致“无伦理的伦理学”,它根源于中国伦理学传统的断裂和康德主义的影响。“是中国”不仅是中国理论体系、中国话语体系、中国问题意识,而且是伦理道德和伦理学研究在现代文明体系中的文化天命;不仅关乎伦理学研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且关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体系中的文化自立。迈入“不惑”之境必须完成三个学术推进:由概念诠释系统到伦理道德一体的问题意识的推进;由学术气派到学术使命的推进;由“礼义之邦”到“伦理学故乡”的推进。

  关键词:伦理学/不惑/“成哲学”/“有伦理”/“是中国”

  标题注释:江苏省“道德发展高端智库”“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和教育部十九大专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在多元多变的激荡中不断积累积聚文化共识而走向“不惑”,伦理学研究如何伴随它的时代迈入“不惑”之境?席勒曾经说过,“在肉体的意义上,我们应该是我们自己时代的公民(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其实没有选择)。但是在精神的意义上,哲学家和有想象力的作家的特权和责任,恰恰是摆脱特定民族及特定时代的束缚,成为真正意义的一切时代的同代人。”①现代中国伦理学不仅应当负载40年洗礼的清新气息,而且应当使大浪淘沙的历史变革所蒸馏的思想学术精华积淀为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新传统”,在镌刻“自己时代”的集体记忆的同时,汇入民族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洪流,成为“一切时代的同代人”。

  “四十而不惑”,学术史与生命发展史相一致。“不惑”既是“而立”之后的学术坚守,又指向“知天命”的学术使命。现代中国伦理学的“不惑”之境有两个维度:一是在改革开放的“而立”之后不为各种思潮所左右,坚守文化本性的明心见性、返璞归真的学术觉悟;二是建立伦理学的中国体系、中国话语、中国气派的学术天命。作为学术共同体集体理性的生命成长,现代中国伦理学到底应当“不惑”于什么?要言之,“不惑”于伦理学在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文明体系中的安身立命。

  伦理道德研究在学科上归于哲学,被称为“道德哲学”;在中国传统及其话语表达中被称为“伦理学”;其文化根源和文明天命指向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承和历史发展。由此,现代中国伦理学迈入“不惑”之境逻辑与历史地必须回答具有安身立命意义的三大追问:道德哲学如何“成哲学”?伦理学如何“有伦理”?中国伦理学如何“是中国”?“成哲学”“有伦理”,是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中的“安身”;“是中国”是在文化传统和现实世界中的“立命”。“成哲学”“有伦理”“是中国”,为现代中国伦理学迈入“不惑之境”的三个具有前沿意义的尖锐问题,三大“不惑”聚焦于一个主题:“身份认同”——“成哲学”是学科身份认同,“有伦理”是学术身份认同,“是中国”是文化身份认同。“成哲学”的要义是“成体系”,“无体系”即无中国理论,不仅一般地导致理论上的不成熟,而且更深刻地将导致一种文化渎职,使伦理学失去对人的精神引领和精神世界顶层设计的文化使命;“有伦理”的要义是“有话语”,“无伦理”将因无核心话语或话语失重而失去伦理学的中国话语,在学术开放中导致学术失语;“是中国”的要义是“中国传统”和“中国问题”,“无中国”或中国意识的缺场将使伦理学研究失去文化根源和文化天命,导致“无气派”,或无中国气派。“成哲学”“有伦理”“是中国”,既是认同,也是被认同,是在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文明体系中的自我认同和被承认,既是“安身”,也是“立命”。一句话,“不惑”之境的根本意义,就是以认同与被认同为核心的现代中国伦理学的安身立命。

  一、“道德哲学”如何“成哲学”?

  毋庸讳言,无论伦理学界是否承认或是否已经达成某种集体自觉,都必须直面一个严峻事实:伦理学研究潜在学科认同危机。

  [a.伦理学的“哲学认同”危机]在中国和西方的学科体系中,伦理道德研究都属于哲学,只是话语表达有所不同,在西方通常被称之为“道德哲学”,以凸显其“道德”的学术重心和“哲学”的学科性质,有时也被称之为“伦理学”,20世纪之后,由于伦理道德问题在现代文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其甚至被提高到“第一哲学”的地位。在中国话语体系中它一如既往地被称为“伦理学”,是哲学的二级学科之一。这种跨文化共识表明,伦理学在学科上属于哲学,无论话语、理论还是问题意识,都期待也必须进行哲学的研究。然而现代中国伦理学及其总体上缺乏哲学气质,至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学科相比,是哲学气质最为稀薄的学科之一。不可否认,伦理学研究面临认同与承认危机,借用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面临作为哲学分支的“合法化危机”。一方面,伦理学研究事实上存在“告别哲学”、“去哲学”甚至“无哲学”的倾向,以“实践理性”、“应用研究”逃避哲学,热衷于现象描述、规范制定和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的解释;另一方面,哲学其他学科对伦理学的哲学地位持保留态度,至少对之缺乏充分的哲学的敬重。可以危言耸听地说,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必须为“哲学认同”“哲学承认”而努力。

  哲学之为哲学,在学科方法和学术气质必须具备几个基本要素:对体系的追求;一套独特的概念和话语系统的形成;形上思辨与严密论证。对体系的追求是哲学的基本特性。黑格尔是哲学体系的大师,他宣告:“哲学必然是体系”。“一种没有体系的哲学思考决不可能是科学的哲学思考;它除了自为地更多表现为一种主观的思考方式,就它的内容来看它就是偶然的了,因为内容只有作为整体的环节才具有自己的辩护,但在整体之外就是具有一种没有论证的假设或者一种主观的确信了。”②任何立论只有在体系中得到辩护才能确证,只有作为体系的一个环节才具有现实性,否则只能流于主观或偶然,黑格尔以一个经验事实证明体系的重要性:“离开身体的手便不是手”。现代性碎片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在告别体系、鄙视体系之后丧失了建构体系的能力,于是将黑格尔当作死狗打。哲学研究要求形成和建构自己一套独特的话语与概念系统,因为它相信真理、价值等一切学术理论与人的生命和生活深刻地同一,理论体系只是生活世界和生命过程的现象学呈现。然而哲学的学术魅力在于通过形上追求扬弃现象达到本质,为理论及其体系提供形上基础,在严密的思辨论证中达到其他研究所达不到的形上高度和形上深度,从而区别于任何主观确证和经验实证。

  现代伦理学研究中哲学稀缺的显著事实是关于伦理道德研究的哲学体系、话语体系以及形上思辨的未形成,“去哲学”倾向明显,出现“无哲学的伦理学”或“无哲学的道德哲学”,至少是哲学含量稀缺的道德哲学,伦理道德研究和伦理学理论缺乏形而上学基础。借用现代西方伦理学关于研究类型的划分,突出表现为伦理学研究中元伦理、规范伦理、应用研究的结构性失衡与结构性失重。伦理学研究的偏好往往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充当上帝”的规范宣断;二是所谓“应用伦理”。伦理学当然是规范科学,然而正如一位西方哲学家所说,我们虽然有充当上帝的抱负,却缺乏充当上帝的能力和合法性。制定和宣断规范的合法性及其文化效力一直被责疑,为摆脱“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提出“商谈伦理”的理论,然而却陷入商谈难以周延的难题。然而即便规范的制定和宣断具有合法性,作为一种自觉理论和哲学体系,依然存在另外两个问题。其一,当今伦理学研究中所宣断或提倡的道德规范,大多出于问题意识,是“治病模式”驱动下的道德治理,如“诚信”指向道德信用丧失的问题,“责任”指向责任意识缺乏的问题,而非对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的顶层设计与文化养育,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其二,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尤其关于伦理道德的哲学研究,最重要的工作还不是宣断规范,而是对规范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其所构成的价值体系与人的精神世界体系的论证与建构。比如,孟子所提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规范之所以成为“中国四德”,就是因其成功地论证了四者所建构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世界,即所谓“居仁由义”“礼门义路”“必仁且智”,由此在理论和实践上自给自足。董仲舒将“四德”发展为“五常”,二程的学生曾请教一个问题:为何“四端”无“信”,而“五常”要加一“信”字?二程答曰:“有不信,故言有信。”③“信”便是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坚守。可以说,道德规范只有获得哲学论证并成为一个价值体系与德性体系,才能由问题上升为价值,经验上升为理论。

  “应用伦理”是当今对中国伦理学研究极易产生哲学误导的一个命题。“应用伦理”的兴起,当然与改革开放进程中伦理道德问题的大量涌现以及“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有关,但伦理道德问题任何时代都存在,伦理学研究到底为伦理道德发展做出何种贡献,伦理学家和伦理学研究的文化本务和学术使命到底是什么,着实是一个必须认真反思而又缺乏彻底反思的问题。伦理学无疑具有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的本性,中国伦理学自诞生便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经世致用的文化抱负,但精神世界的顶层设计和具体伦理道德问题的治理,宏大高远的理论建构和具体问题的对策研究之间到底如何保持恰当的平衡,自古至今都是一个学术难题和文明难题,历史已经提供了经验教训。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和道家针对“天下大乱”的现实提供了“克己复礼”的“论语”和“大道废,有仁义”的“道德经”。孔孟周游列国,游说诸侯,进行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伦理道德的“应用研究”,然而儒家之谓儒家,孔孟之谓孔孟,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最大贡献在于他们为当时也为未来提供了一种“孔孟之道”,“孔孟之道”是一种伦理道德上的哲学缔造。“老子出关”表面上逃避现实,实际上是以最激烈的方式唤起世界的伦理良知与道德理性。《道德经》最哲学,也最伦理,诚如李存山先生所说,其精髓是“推天道以明人事”,正因为如此,其原初的版本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德经”是“人事”,“道经”是“天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汉武帝定为一尊,这是伦理道德在中国文明体系中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也是伦理学成为显学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成功。然而,物极必反,自汉代始在经学推动下儒学和儒家伦理逐渐由高远的精神世界的哲学建构转向就事论事的应时之策,甚至沦为谋取功名利禄的工具,由此产生魏晋时代精神世界的空前危机。魏晋时代不是没有哲学,魏晋玄学无疑是非常形而上的哲学,然而其要义却是“将无同”的儒道合一,将儒家“名教”同于道家“自然”,其产生的直接背景便是就事论事的应时之策所导致的人的精神世界的空虚或所谓“名教之乐”的失落,这种失落在长期的历史积弱中所演绎的重大文化事件,便是盛唐时代的唐僧西天取经。唐僧西天取经既是文化喜剧,更是文化悲剧,它是中国文化危机的标志,正如余敦康先生所说,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两汉经学沦为应时之策而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所导致的内圣与外王的分裂,即所谓名教之乐或精神世界的失落④。这种危机直到宋明理学建立“新儒家”的哲学体系才得以缓解和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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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樊浩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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